文章摘要

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

孙作云

摘要：关于屈原在楚怀王之世的被放年代，及为何事而被放，我在《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一文里已经说过了。本文主要谈谈《离骚》的写作年代，并由《离骚》的内证，以补证我在上文中所作的结论。通过文本的比对与分析，笔者认为《惜诵》是《离骚》的续篇；《抽思》又可以说是《惜诵》的续篇；《九辩》则是第一篇解释《离骚》的文章，所以古本自《九辩》以下有“传”字；同时《九辩》又是发挥《抽思》篇的含义，进而是《抽思》篇的续篇。

原载：《文史哲》1962年第4期，第28-35页

 

司马迁赋作的评价

赵省之

摘要：赋在两汉是很流行的一种文体，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有不少作品或篇名流传给我们。《汉书·艺文志》把赋分成四类：屈原、陆贾、荀卿三类作家，多属知名之士；“客主赋”一类，刘师培认为是总集，其中可能有些不知名的作家。既雄于文又长于赋的司马迁，属于陆贾一类，这类作者共二十一家，赋二百七十四篇，除多产作家枚皋一百二十篇，严助三十篇，而司马迁赋虽仅八篇，比同派其他作家确不算少。

原载：《文史哲》1956年第2期，第32-36页

《天问》琐记

高 亨

摘要：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针对古代神话传说，提出许多疑问。其中的神话传说有些见于其他古书，可资参证还可以理解；有些是本事失传，虽然经过历代儒者的考索，也得不出圆满的解释。然而，如丁晏的《天问笺》，刘弘度先生的《天问通笺》，刘盼遂先生的《天问校笺》，各有些创造性的新说，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原载：《文史哲》1962年第1期，第24-28页

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

牟世金

摘要：汉人论赋的基本观念是有无“风谕”。刘勰的赋论既有继承汉人“风谕”说的一面，但又和汉人走的路子大不相同。刘勰的赋论以赋体“铺采摛文”的特点为核心，一方面要求极力对事物进行描绘，另一方面又要求体物写志，反对辞采过于淫侈。刘勰不仅注重汉赋形象描绘的特色，而且总结了汉赋的“侧附”、夸张等艺术经验，这说明他对汉赋形象描绘的重视是有意识的。刘勰的赋论虽然主要从汉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但却反映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原载：《文史哲》1988年第1期，第34-41页

 

两汉的《离骚》论争及其延续

石文英

摘要：以君臣之道和圣人之经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始终是封建社会特别是两汉文学评论的一条规律。两汉对《离骚》或褒或贬的论争及这场论争在后代的延续，其焦点就是《离骚》是否背君臣之道，离圣人之经。今天看来，《离骚》强烈的抒情性、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浪漫主义的瑰奇虚幻写法，这些在文学史上引起论争的焦点，正是《离骚》的成就和特色，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

原载：《文史哲》1988年第2期，第70-75页

 

汉 赋

——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

龚克昌

摘要：“文学的自觉时代”可以提前到汉武帝时期，理由是：一、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如作家已能较自觉地运用形象思维，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并以空前积极的态度追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二、已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张，从而步入了自觉、主动创作的崭新阶段。

原载：《文史哲》1988年第5期，第69-77页

 

汉 颂

——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

[美]  康达维 著 彭 行 译

摘要：在公元1世纪的后半叶出现了大量的颂美篇章，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认为颂扬是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两都赋》序中，班固声称赋的主要作用是盛赞当朝的伟大成就及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此外，很可能宫廷中对仪礼的讨论也促进了这些赞颂诗篇的形成。不管他们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颂诗，尤其是京都赋，皆表达了对社会及政治秩序的自信，这种自信在后汉中晚期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颂汉。

原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10-15页

 

《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

何沛雄

摘要：汉赋给人的印象是“虚辞滥说”“靡丽多誇”，但细读《两都赋》和《二京赋》，却有不同的观感，若校以有关史料，则更觉其内容“类皆有据”“确然可信”。综观汉代赋篇，“京都”一类，最能总览史实，而《两都赋》《二京赋》都是千古不朽的佳作，我们欣赏其艺术成就之余，更应重视其历史价值。

原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15-20页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

——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董治安

摘要：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的声音。而且更使人费解的是，这种否定之声恰恰最先发自写出过重要作品、广有影响的赋家——扬雄。

原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25-28页

 

东晋辞赋概说

张可礼

摘要：本文将东晋100多年的辞赋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做一概说。东晋前期保留下来的辞赋虽然不多，但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与政事关系密切。东晋中期，以老庄思想和佛理为主要内容的玄理在辞赋中的表现比较突出；描绘自然山水的成分有明显增加；在艺术形式上，则重藻饰，尚骈俪。东晋后期，不少文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治斗争当中，因而他们的辞赋常常明显地或曲折地表现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玄学的影响则有所减弱，出现了把老庄的玄理同以前门阀士族不屑一顾的平凡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新艺术天地。

原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57-60页

 

简论汉魏六朝的纪行赋

王 琳

摘要：纪行赋或称述行赋、行旅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根据臧荣绪和刘勰所论，纪行赋的主要内容特征可归纳为：1、记述与经历之地有关的人文掌故；2、摹写经历之地的山水景观。据此考察现存汉魏六朝所有的纪行赋，我们认为，他们的说法近乎事实，是可取的。这一时期的纪行赋，或侧重记述“人物”，或侧重摹写“山水”，或“山水”“人物”并重，虽篇幅有长有短，但主要内容不外乎这两项。

原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67-69页

 

为汉赋家见视如倡进一解

王运熙

摘要：汉代有的赋家，滑稽诙谐，被人们视同倡优。其中突出的有枚皋、东方朔。作者认为汉代赋家见视如倡，不仅因为二者同以滑稽见长，而且还在于同以诙谐通俗的韵文（赋、乐府歌诗）取悦人主。

原载：《文史哲》1991年第5期，第76-79页

 

屈原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王洲明

摘要：（一）屈原对汉人的影响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西汉前期士人的影响主要在品格方面，如贾谊、司马迁所受的影响；西汉后期至东汉，士人由接受屈原品格方面的影响，逐渐转为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评判，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评判。（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汉代的淮南、吴、梁诸藩国皆盛辞赋，原因即在于诸藩国或为故楚地，或与楚地接比，其文化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重在情感心理、深层意识、艺术情趣的特点。（三）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完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复归中又有扬弃的圆圈运动：由情到物，再回到情；由怨到颂，再回到怨；由真到假，再回到真。这个圆圈运动明显表现在由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抒情小赋的演变中。

原载：《文史哲》1993年第1期，第68-74页

 

魏晋六朝赋中戏剧型式对话的转变

[美]  苏瑞隆

摘要：以主客之间的问答或者辩论作为文章的开端，是汉赋传统中早已成立的文学形式。《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即以“对问”及“设论”区分文类；刘勰更在其《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汉赋的特色乃在：“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这种对话形式可能是受到纵横家辩论散文的影响，如《战国策》等著作，充满雄辩之士与诸国君主的对话，完全是以对话铺张为主要形式的作品。

原载：《文史哲》1995年第3期，第89-93页

 

论汉代恋情赋

于浴贤

摘要：在具有“雅颂”传统的汉赋中，男女恋情主题在经学思想的桎梏下，表现得既稀少且独特，它或以人神之恋的浪漫形式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男女之情，或在帝妃之恋的描写中反映带有普遍意义的尘世之爱，或以否定的面目出现，在寓劝于讽的形式中曲折地表现常人之恋。这些作品题材独特，结构巧妙，既曲折地表现了对爱情的追求和赞美，又符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原则和赋颂精神，其内容具有复杂的二重性特点，时代印记十分鲜明。

原载：《文史哲》1996年第3期，第78-82页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李 浩

摘要：“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但并未废止，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原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59-63页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赵逵夫

摘要：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它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关，故其产生仅迟于诗歌，而其创作一直延续至现代。赋的四种体式中以文赋为主体。文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有关，同时也体现着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赋的发展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原载：《文史哲》2010年第2期，第74-82页

 

武化到文化之转变

——论汉大赋的形成

汪春泓

摘要：战国后期至汉初的学术思想是以“智”为核心展开的。汉初对秦皇黩武的鞭挞，展示了智者的洞悉。汉代大赋的铸成，劝百讽一的特点，正呼应着学术的发展趋势。西汉大赋体式与当时君臣朝野博弈相呼应，司马相如作赋，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他一方面迎合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受时代思潮影响，顺应社会、士人的主流共识，此种揣摩精准，出于其理智的思索和算计，与文学纯粹的抒情性品格不同，这是造成其大赋特殊形态的关键因素。汉代大赋其实机锋暗藏，其尊君卑臣观念之宣扬，张扬着春秋公羊学的精神，希望借此将无限膨胀的专制集权纳入到可控的范围内。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具备理性第一、感性其次，或者政治挂帅、文学陪侍之特性，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某种特质。

原载：《文史哲》2013年第2期，第30-42页

 

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

刘 培

摘要：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集权专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保障。较之其他学术，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更具专制主义政治品格。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专制主义政治进一步强化，歌颂文学大行其道。皇权源自暴力，但统治者更愿意让人们相信其权力是上天赐予，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当时的颂美辞赋许多是为此服务的。王朝气势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表现的王朝气势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还代表意识形态发声，表现的是权力对王朝气势的塑造。当时有些辞赋还直接歌颂圣王美政，积极为其寻求理论支撑。颂美辞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人向极权政治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还可以构造虚假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极权献忠纳诚。

原载：《文史哲》2016年第1期，第70-83页

 

《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

戴 燕

摘要：《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的作品，它本来只是曹植受宓妃传说启发、效仿《神女赋》而作，但由于自东晋以后，《洛神赋》也成为流行的书画题材，画家及观众的视角，使得对它的解读发生了改变。同时由于甄后之死，在魏明帝时代就是颇受关注的话题，融入很多想象，再与《洛神赋图》结合，便为《洛神赋》增添了传奇色彩，既赋予它“感甄”的内涵，也创造出一段爱的历史。

原载：《文史哲》2016年第2期，第29-47页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许 结

摘要：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原载：《文史哲》2016年第3期，第81-94页

 

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孙 微

摘要：关于杜甫生前文名大小的问题，目前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然而这些争论往往将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混为一谈，从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其实并不一致。杜甫因天宝九载冬献《三大礼赋》而骤得赋名，此后其诗名一直为赋名所掩，这才是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杜生前文名主要差异之原因。杜甫的友人中少有称其诗才者，却多赞其赋才，杜甫亦常以汉代赋家扬雄、司马相如自称。杜诗中诸如“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等，都透露出杜甫对当时这种认知错位的无奈与感喟。

原载：《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4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