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载《文史哲》2012年第1期）

罗  钢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忠恕与金律：地球村未来之共同原则》（载《文史哲》2012年第1期）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教授，北京 100089）

摘要：在人文意义上，“金律”与“忠恕”可谓中西思想传统中最为接近、最具备构和之可能性的理念，为中西文化真正的会合之点，有着成为人类发展“地球村”共享哲理的基础。“金律”区别于“忠恕”之鲜明特点为其超绝性与二元性，而“金律”要成为“全球性伦理”，需经去超绝性与去二元性的转化。“忠恕”之鲜明特质是其非超绝性与非二元性，也即“一多不分”或“心场”结构，“忠恕”在实用性上接纳、包容具超绝性、二元性的“金律”，可消解其挑战性逻辑，与其创造构和局面。“设身处地”作为“金律”与“忠恕”之共同点，基于逻辑的非绝对性。“忠恕”与“金律”二者虽来源殊途，却可九九归一，实现构和。

《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载《文史哲》2012年第1期）

郑会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复员的过程中，就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制定了极不合理的方案。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多地物价因此大幅飙升，沦陷区的民众在经济上遭到了新的剥夺，民怨更加激烈。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政策的诸多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并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

《前孔子时代的古释奠礼考释》（载《文史哲》2012年第2期）

李纪祥

（台湾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宜兰）

摘要：“释奠”本是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的古礼，其成为“祭孔”礼之代称，乃是后来之事。自古籍经典文献中，可钩沉出前孔子时代释奠古礼之图廓大略。释奠礼乃是广义的总名，分言之则尚有“释菜”与“释币”。释奠礼重，故是大名；释菜则礼轻。“释奠”一词可以总称施于“学”中祭先圣、先师、先老之礼，尤其是“始立学”时。言释奠可以包含释菜，反之则否。古“释奠”礼有其变化之趋：自早期的“主兵”出征四方而至“主文”兴学设教；从早期之施设此礼的本质乃属非常时属性，到后来渐有常时行礼之属性。源于孔子之前的古“释奠”礼，真正被提升为国家级常设之礼，从而转变了其本为“非时而祭”的原初属性，乃是后世与祭孔礼联系的结果。

《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

——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载《文史哲》2012年第4期）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摘要：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所著《西国立志编》引起轰动，适应各种人群的仿作随之大量出现。其中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所传写的西方女杰事迹也大批输入中国，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法典范。除了单行本的移译，晚清女报“传记”栏实为重要的集散地。其所汇聚的来源广泛的文本，经过译者契合本土情境的再度阐释与修正，不但与其他栏目相呼应，凸显了各报的办刊宗旨与现实思考，也在中国女界改造旧道德、培植新品格的精神重塑历程中发生了深远影响。其间的关联，在晚清前后相继的三份女报上有清晰的呈现：1902年在上海出版的《（续出）女报》（《女学报》）虽尚未设置固定的传记栏，但以转载为主的各文，却对不同面貌的“西方美人”表现出一律的仰慕；1904年由常熟学人创办的《女子世界》采择的原本最为繁复，而经过编辑的引导，诸多西方女杰的品德均被归纳到慈爱一途，赞赏西国“爱种”于是成为该刊传记译介的主题；编印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以留日学生为主要撰稿人，深受其时在日本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感染，所译各传对表彰欧美“女国民”显示出高度的自觉与统一。至于众多日文原作的发现，不仅如实将中文作者还原为译者，也提点出还原晚清历史语境的一条进路。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

——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载《文史哲》2012年第4期）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9）

摘要：源自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以“言志”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传统、创作观念与评价标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的美学风范，也开启了中国诗歌以关注现实生活为指向的发展之路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赋予中国诗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中国诗歌多样化的诗体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之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展示了各民族大家庭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关系。历经无数次朝代变更而不衰的中国诗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即此而言，“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下所要确立的新的诗歌史观念。

《说“势”》（载《文史哲》2012年第4期）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摘要：“势”既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又可以视为包含普遍理论内涵的哲学范畴。作为具有普遍内涵的哲学范畴，“势”与人的行动以及实践过程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本体论上，“势”呈现为包含多重向度的存在形态，以人的行动和实践为视域，“势”则可以理解为人的行动和实践活动由以展开的综合背景或条件。从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看，对“势”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此后这方面的讨论绵延不断。不同的学派、人物从各个侧面对“势”的内涵作了诠释，这些阐发与诠释为我们从更普遍的层面把握“势”在行动中的意义，提供了历史的前提。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

——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载《文史哲》2012年第5期）

詹冬华

（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

《诗趋奇险谱新篇——从杜甫到韩愈》（载《文史哲》2012年第6期）

张忠纲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到杜甫为一大变化；唐诗的发展，到韩愈为一大变化。而韩诗之变，就继承关系而言，主要是承杜诗变化而来的，特别是将杜诗的奇险倾向，推扩到极致而“自成一家新语”。而他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是杜、韩相继促成唐诗大变的主要手段。杜、韩是古典诗歌由“唐音”转向“宋调”的关键人物。

《同途·殊途·同归——鲁迅与胡秋原》（载《文史哲》2012年第6期）

张  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420）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和胡秋原常常被同时提起，又常被放在“一褒一贬/一贬一褒”的评价系统里。褒贬的天平落在哪一边，则取决于时代意识形态。而打破“二项对立”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以“介入”历史的眼光和思想史视野，则会发现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线索，其中“历史”的线索会让我们发现二人如何曾“同途”终“殊归”——在鲁迅与创造社“革命文学家”论争时，18岁的胡秋原曾以相近的问题意识和不同的理路加入了论战，成为鲁迅在论战中的重要盟友；但在“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中，二人又分属不同的阵营，鲁迅的“一句话判语”和对胡秋原观点的几近沉默，为此后的解读留下了极大空间。而另一条“思想史”线索，则又让我们看到二人的“殊途同归”，即由“历史中”政治派别的分殊，同归于“历史后”思想派别的整合。换言之，两个本应在理论和观点上产生共鸣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却在历史力量的冲突中分属不同的阵营，又在后人对现代中国左翼思想传统的重新编码中，“同归”于同一个文化传统。其中所呈现的历史的悖谬性、真理的相对性以及置身历史却无法“进入历史”的普遍性，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