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为秦至清末的“社会形态”命名？——《文史哲》杂志第三次“人文高端论坛”侧记

■姜萌

日前，冯天瑜、李伯重、汪晖、秦晖、萧功秦、何怀宏、荣剑等二十位学者齐聚《文史哲》杂志举办的第三次人文高端论坛，围绕“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激烈讨论。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帝制时代”、“皇权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专制社会”等试图取代“封建社会”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各有其价值并能够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不过作为一个与会者，笔者最感兴趣的并非这些命名本身，而是这些命名背后潜在的观念预设及其冲突。

究竟如何估价延续两千余年的“秦制”？

秦制的创立与延续，是秦至清末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独特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要为秦至清末这一时期的社会命名，关键在于如何估价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秦制。首位发言的秦晖指出，对于“秦制”的估价，自秦开始就存在一个现象，即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两极化的趋势都很严重。如谭嗣同强烈谴责“秦制”，认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而同一思想营垒的康有为却认为“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并认为“秦制”给中国人带来了“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毛泽东虽与谭嗣同一样将“秦制”理解为强权和暴力，不过却视之为“革命”和“镇反”，他虽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着眼点不是“自由平等”，而是“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随着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凸显，“进化论”不断受到批判和挑战，“多元化”成为新的思想趋势，近代以来对“秦制”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估价都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真正需要做的并不是证明“由秦至清”的社会如何不同于西欧中世纪，或不同于“三代”，而是要反思我们以前流行的关于“由秦至清”社会的种种叙述究竟能否成立，这种社会的基本规则与基本特征究竟怎样。只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命名其实比较简单。

何怀宏则指出，谭嗣同、康有为、毛泽东等人所评论的“秦制”可能不是同一个事物。康有为，尤其是梁漱溟、钱穆所讲的，虽有不少内容与“秦制”有关，但主要还是指秦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而毛泽东所讲的“秦制”是比较严格的，就是秦始皇的政制。何先生认为要为秦至清这一段社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应该将政治和社会结合起来。虽然“统一”、“皇权”、“官僚体制”的格局直到晚清一直是存在的，但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已和科举等人才选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关系，所以从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可概括为“选举社会”。

与秦晖认为“命名”不是首要问题的看法不同，冯天瑜很重视“概念”的作用。他认为因为“封建”这个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就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扭结。无论是从马恩的论述还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受“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推进论影响将秦至清认定为“封建社会”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冯先生认为，宗法制度、土地可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皇权至尊至上至大一直是从秦至清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可称之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皇权社会”或“皇权时代”。孟祥才的观点和冯先生的观点近似。他认为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一直是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社会，在社会经济上一直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据人口大多数也占据全国土地大多数的社会，而且“地主”实质也是农民，所以可称之为“帝制农民社会”。

李振宏提出应跳出“社会形态”论的思维泥淖来考察中国社会。李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层面都可用“专制”二字统摄，所以用“专制社会”概括这一时期，既名副其实，又简单明了，还道出了它区别于近代民主社会的本质差异。张金光不仅跳出了“社会形态”，而且思考得更为深入。他认为，官民二元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官民之间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是以土地国有制、国家权力、政治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权力型社会生产关系的稳定性和凝固性，是民间社会的任何经济关系都无可比拟的。秦的租赋徭役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里国家索取制度的基本结构；秦的官僚制度使官方或政治权力总是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是从秦至清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特点；秦末农民大起义，实质是官逼民反，是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爆发的基本模式。

“反传统”与“历史终结论”

从“文革”到“改革”，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但三十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解决一个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的时代课题，即这一转型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但在时代学风的影响下，学界始终未能聚焦于这个重大课题。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如何评价、诠释、承续这种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不仅重要，而且尖锐、急迫。

汪晖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并希望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语境中寻找拯救当前种种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途径。他认为，现在所有关于社会形态的叙述，都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里面延伸出来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中心问题成为理解整个历史的前提，具有目的论和阶段论的特点。关于社会形态的叙述，大部分历史学者都已开始扬弃目的论、阶段论，但是在日常使用里还普遍存在，比如冯天瑜仍将官僚政治和地主经济作为中国特殊历史形态的一个核心。汪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叙述深受19世纪以来欧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即其主干是以一个族群为中心的叙述模式，但是中国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跨体系性，因此要讨论中国社会形态，不仅要不断地摆脱五种社会形态，还要摆脱以欧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方式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泛化。

张希清指出，当前社会生活中保留了不少传统社会的不好因素，我们社会要前进，要转型，就必须清理这些帝制社会的遗留。针对张先生的这一论断，汪晖认为这个任务是存在的，但这个思路需要另外的一面来补充，否则很容易变成另一个历史终结论。因为仅仅如此思考，就等于是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的历史思考里面都是负面的。但是如此稳定地把不同的族群、社会、宗教整合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架构下的这样一个文明形态，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不是只是负面的？批评历史目的论，是要重新调动我们的历史资源来思考我们的未来，如果只是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里面来思考历史，等同于再次回到历史终结论中去。事实上，中国历史所具有的异常复杂性和独特性，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视野和出发点。汪晖还申明，他并非要为专制辩护，他也清楚地知道当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碰到的这些问题。

李伯重也认为汪晖所指出的如何对待我们的遗产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以明清为例，从政治组织的公平原则、政治运作的法定程序、经济制度方面的迁徙自由、商业上的放任态度、社会的世俗化、文化上宽容政策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帝制在制度上的合理性(或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下的进步性)进行了阐述。

“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对立

过去自身是沉默不语的，它以何种面目出现并影响未来，取决于当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所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问题上所出现的分歧只是表象，这种表象背后掩藏的是思想学术界的对立。尽管不少涉身其中的学人否认存在着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对立，但实际上思想界、学术界都普遍认为，十几年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论和分歧是在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发生的。也就是说，秦晖、汪晖等人在如何看待传统上的态度迥异，根源在于自由取向和新左立场的对立。对于这种对立，自认为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之一”的萧功秦有着自己的感受。

萧功秦指出，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种是批判传统的价值观，一种是肯定传统的价值观。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延袭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和新启蒙思潮，对专制主义、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肯定传统是一种较新的思潮，它更多地考虑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认为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要求我们不能再自我作贱，必须摆脱民族自卑感，来发掘、继承中国传统遗产的财富，对中华民族重新自我定位。萧先生认为，现在两种价值都存在，并且有交叉和重叠，正像社会上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思潮一样。对于第一种观念，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当然有责任怀着现实关怀来批判传统的东西并且从中得到启示；对于第二种观念，萧先生认为也同样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中国的确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时代，需要重新定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是世俗地常识地理性地看待传统还是怀着宗教关怀去要求历史传统承担宗教功能？他担心对中国历史积极肯定的思潮会导致出现一种对传统的浪漫主义，即因为没有受到传统政治的迫害而对传统政治产生浪漫化的诠释。萧功秦指出中国学者已出现了用西方新左翼那样的观念去重新解读历史，并以西方也这样看来附证的倾向，比如李伯重以明清为例对中国传统制度合理性的阐述。

荣剑随即对萧功秦的发言作了“补充”，他指出此次讨论会最后发生的争论反映了社会上的争论，是观察社会上思想争论的一个窗口，有利于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冲突是怎样产生的。他指出，从价值层面上说，无论是汪晖还是秦晖、萧功秦，其实是具有一个价值共识的，即都希望我们进入一个更好的状态，但是对于如何达到这种好状态的路径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至于萧功秦对自己的批评，荣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汪晖的基本观点也应该接受。因为当要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起源的时候，仍然潜藏着对中国历史合理性的判断问题，中国的历史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延续下来的，并不能因为否定它或赞扬它就可以改变这个历史进程，而且我们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未来的想象的。

萧功秦关于是否会浪漫化看待传统的论述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回应。汪晖在回应萧功秦的发言中指出两点。第一，如果有对中国历史的理想化(浪漫化)的话，对西方现代制度的理想化(浪漫化)则是当前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当中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19世纪到20世纪整个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是不可以随便地忘记的，直至今天战争和暴力的问题仍是不能忘记的。第二，他自己当然是支持民主的，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回避在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民主存在的普遍危机。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思考历史包括学习西方，都是为了要创造新的制度，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再一次地回到原来那种目的论里面去。我们都在批评“历史终结论”，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已经被“终结论”给扭住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历史研究就没有别的意义，剩下来就只是批判和说明过去了。对于浪漫化的问题，李伯重则“只回应一句话”，即是不是浪漫化，那要取决于史学家对各项具体的制度进行考证和研究，如果事实存在，那就不是浪漫化，如果事实不存在，恐怕就是浪漫化。

历史观与历史命名

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思想界几经动荡变迁，一个多元的思想格局正在形成。总体来说，当前中国思想界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虽然在民间不断下沉，但仍据主流地位；源自新文化运动并在1980年代声势浩大的“新启蒙”思潮以及以它为基础蜕变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元气仍在；新左派虽然出身民间，但是十几年来的迅速崛起和屡屡争论，影响不断扩大，在思想界成为独立的力量。

每一种思想都有自己的历史观。与思想界的三大力量基本相对应，历史学界目前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史观，即官方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形态史观”、“新启蒙史观”和新左翼的“中国本位史观”。三种史观在指导思想和理论框架上存在不小的差异:“社会形态史观”以进化论为指导，以五种生产方式为理论框架；“新启蒙史观”不少的思想资源来自唯物史观，对进化论有所质疑但仍未完全摆脱进化论，承认普世价值，但已经不再以五种生产方式为理论框架；“中国本位史观”从反思现代性出发，反对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普世价值等观念，肯定中国历史传统，并主张从中发掘出有利于现在和未来的遗产。对于“社会形态史观”，如同荣剑所言，学界已经在学理上为解决这一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封建”一词已不足以概括从秦到清的社会形态。换言之，“社会形态史观”对于知识界、思想界的影响已经式微，真正在当下对中国历史认识具有重大影响的史观实际主要是后面两种，即批判传统、反对专制、从普世价值出发直面历史的“新启蒙史观”和反思现代性、肯定传统的“中国本位史观”。

史观不同，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就会不同，与之相关的概念命名、理论架构也就会不同。在当前的思想界知识界，虽然对于“五种生产方式”的质疑和否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是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却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一些具有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最后在“帝制社会”或“帝制时代”这一概念上取得了初步共识，不过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围绕着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传统的问题，各种思潮必将会产生进一步的碰撞，而且这种碰撞将会和各种思想派别对中国现实与未来观察上的深刻分歧紧密联系。因为毕竟历史自身不会说话，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冀望决定着人们如何言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