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时间节点。各种旨在向“五四”致敬，并继往瞻来的纪念活动，在中国本土及世界多地如火如荼。《文史哲》编辑部亦趁天时而享地利，于纪念日当天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人文高端论坛。

竟然用“儒学价值”纪念“五四”百年——许多人初闻本届《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的主题，很自然地都会满脸诧异。“五四”，向来作为醒目的标志，与“新文化运动”一体相连——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下均在此意义上简称“五四”）的文化斗争口号，则正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面对老大之帝国积弱难反的惨痛现实，经过了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文化层层递进的诊断之后，“五四”先贤最终毫不留情地将以儒学为代表的本国“旧学”判定为症结所在，进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按自己所理解的现代西方“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揭露之，质疑之，取代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启传统民智之“蒙”而再造国族自强的文化根基。这，构成了那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姿态。既然如此，怎好用“儒学价值”，来纪念一百年前的“五四”？

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辛辣一些。正如论坛东道主、《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言，“‘五四’的发生和山东直接相关，‘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是‘还我青岛’”。但与“五四”相关的不仅有青岛，相关度更高的是“五四”所不遗余力加以攻伐的传统儒学的奠基人物孔子、孟子皆为山东人士。站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派的立场上，反传统者似乎正可以这样戏谑：山东所生产的传统儒学导致了国运的衰败，国运衰败反过来又“报应”般地表现为，山东在青岛主权问题上两番蒙难。照此逻辑，在山东，用“儒学价值”来纪念“五四”，尤不应该！

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王学典主编继续致辞道，“我们则看到了中国的崛起。无论‘崛起’这个概念有多大争议，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富强起来了。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疾呼‘还我青岛’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回首过往，在国运衰败、国族日危，知识分子纷纷将眼光往外、往前看的年代，“五四”将救亡图存推进到了文化革新的层面。这诚然唤起了中国全面谋求现代化的自觉，但此后中国的百年奋斗历程，每每却并不符合“五四”旗手当年所规划的路线：“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以至“全盘西化”。

特别地，“五四”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此后，在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指导原则的过程中，教条式的套用总是导致挫折连连，历史的、辩证的活学活用则使近百年来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积累愈显“中国特色”。将古与今、中与西截然二分、消极对立起来的图式，总体上已经无法解释“五四”一百年来，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经验。

王学典主编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王学典主编在致辞中，这样点题：“‘五四’运动提出了两大命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传统？再一个是如何对待西方？我们迄今并未走出这两大命题的笼罩。尽管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了，但20世纪留下的深刻教训，迄今为止远未得到应有的总结。”对此，年近八秩的美国维吉尼亚洲立大学荣休教授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访问教授汪荣祖先生深表同感。在主题发言中，他重申：“五四”旗手们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方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全盘西化，抛弃传统”，这种激进的做法在过去一百年间至少持续了六十年！

那么，在剩下的也即最近这四十年间，中国学界又在酝酿着怎样的态势与方案呢？对此，我们不妨主动进行设问：如果说长程的历史总是遵循“正—反—合”的辩证逻辑的话，那么，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后，世变时移，是不是也该轮到一度被置于“新文化”对立面的“儒学”，在更高的层次上与“五四”握手言和了呢？此一问题尽可开放地讨论下去，但无论如何只要它能令闻者心弦为之一动，那就足以证明：在山东，用“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的再研判来纪念“五四”百年，此其时也！

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文革”之后的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文化保守主义”此时亦春风吹又生。1988年，远在美国的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被从英文译介过来。该书一反中国大陆主流学界一味为“五四”唱赞歌的做派，转而在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视域中，批评“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举措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比较成功地呈现了一种与“新文化—反传统”逻辑相反的叙事原则，为“文化保守主义”从长计议其合法性布下了一块基石。借其势，在中国大陆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正名；相应地，“五四”的“激进”与“全盘反传统”罪名，亦渐渐深入人心。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北京大学隆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时，“五四运动的反省与超越”“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等议题就已经是学界热点。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日益理直气壮之际，辩护者们亦陆续站起来反向追问：现实中的“五四”，是否真的那么激进？在迥异的立场与动机驱策下，双方之间这场拉锯战，至少已经不温不火地持续了三十年。

为了更切实地了解“激进”的发生与存续条件，以便使反省和超越更具针对性，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核心的批评者们须先搞清楚：“五四”时期的“激进”种子究竟从何而来？特别地，它究竟是本土滋生的，还是随现代西学一道舶来的？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这种经验先是导致了一种自卑情绪；继而，在不得不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学人又渐渐产生了对现代西学的崇拜。一般来说，在自卑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强者的崇拜，或者会让人自卑而自弃，或者则会让人铆足了劲儿不声不吭地苦学、苦干——在这两种情况下，皆不会大规模地酝酿出“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胡适语）的“五四”式领袖心态。必得有一种特别的激情注入其间，半瓶咣当一瓶不满的学习者才会热血澎湃，自认为已经远远望见了本国本民在未来的“应然”。“五四”时期的这种激情来自哪里，又是什么？汪荣祖先生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五四’学人所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文明’，业已经过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洗礼，而尤为强调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五四’时期所流行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科学主义’等口号与立场，因而统统都带着浪漫的非理性情绪。”由此观之，“五四”之激进，盖是受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浪漫主义的感染。

汪荣祖先生

因感染浪漫主义而崇尚意志与情感伟力的“五四”人开始相信，必须以最激进的方式破除中国人“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的“萧条”“暮气”（鲁迅语），只有这样，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思想、言论、行动全方位地向着他们心目中的“新学（现代西学）”理想迈进。但实际效果如何呢？浪漫的激进，有没有使中国迅速进入英美式的“三代之治”？“‘打孔’运动所旨在颠覆的乃是传统中国的基本价值观，”汪荣祖先生继续说道，“这套价值观不但为上层社会所提倡，而且也通过《三国演义》等等浸染、塑造民间价值观，它一旦被打破，整个社会秩序就遭到了破坏。”那么，“全盘西化”能否及时补救这种破坏呢？汪先生说，“‘全盘西化’有一个很大的盲点：科技可以全盘西化，但人文价值不能全盘西化，西方的人文传统是无法直接搬到中国来的。”

站在思维方式与究竟何为理性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杨国荣先生对“五四”之激进提出了自己的剖判。在杨先生看来，“‘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体现了启蒙运动崇尚理性的一般特点，但‘五四’时期主流学人对理性的理解，却带有明显的知性化倾向。他们在新和旧、古和今、中和西之间做出了界线分明的知性划分，认为凡新皆好、凡旧皆坏，今皆好、古都坏，必须全盘西化。思维方式上的这种知性化退化，偏离了理性本来具有的分析性、批判性特点。”

可以说，本质主义式的“凡好皆好，凡坏皆坏”二分，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宿命论。而正如个体之人的过去无法完全限定其未来那样，一种文化系统，也会随着参与其间的人们不断拿捏、抉择，而以不可逆料的方式出入各种“危”与“机”。古今中西的任何文化系统，只要还有人在其中实践，就仍然是活着的主体，无论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无法对其前途进行一锤子买卖式的预知、预判。“五四”旗手们，却自认为认准了古今中西之文化的优劣本质，遂本着“知识就是权力”般的优越感，意气风发地引领了一场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标识的文化大反叛。这种貌似胸有成竹的“大知识分子”做派，实则是忘却了与人（主体）打交道所应起码保持的“尊重”姿态，无忌惮地将文化主体当作现成之物（客体）对待！

杨国荣先生

但“五四”的辩护者可能会说：上述针对“五四”的批判，又何尝不是无忌惮的“有罪推定”！早在二三十年前，耿云志等学者即曾提请批评者们注意：“五四”时期，“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对于儒学，也只是批判其“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三纲”等部分，“对儒家一些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对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没有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的个人言论与工作实绩，都表明“他们并非什么‘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努力于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等。

与上述辩护者试图深入地考察历史细部的诉求相一致，山东大学文学教授温儒敏先生，在主题发言中将“五四”比喻成一把瑞士军刀，认为“我们在对‘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还是应该辩证一点，多兼顾一点”，并“期盼历史学界能够做出更科学的理性评价”。

但就“辩证”“兼顾”“科学”“理性”的期待而言，前述学者的辩护辞明显地也是在故意走偏。这些说辞刻意撇开了“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激进论断——例如：中国没有“真戏”；“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传”，“尊儒重道，名教之所垂，人心之所向，无一不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等等——而敏于收集与之相反的另类言谈与迹象，以求冲淡“‘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激进”形象。这种避重就轻的辩护模式反而透露出：《中国意识的危机》与“激进反传统”的罪名指控，确实点划到了“五四”的痛处。但尽管如此，辩护者关于“‘五四’是否果真‘激进’”的追问，却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温儒敏先生

综合双方的意见，“五四”与“传统”的关系，或可姑且形容为温儒敏先生的以下发言：“‘五四’肯定是激进的。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东西，阻碍社会进步的时候，《新青年》那一代人断然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战略性姿态。这虽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但若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新青年》那一代人的偏激，应该还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后来，他们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在偏激的同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做一种传统的转化与传承工作。现在所谓国学研究的范式，包括材料、方法、框架，很多都是‘五四’那一代开垦出来的。”总之，在温先生看来，“‘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它又在賡续传统，再造传统”。

反传统者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个人解放”可谓“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排头兵。宗法与家庭层面的“礼教”，因为最易让青年人感到束缚，故首当其冲地沦为了“个人解放”运动的焦点。在一段时期内，小说、杂文、传统时代的叛逆精神钩沉、名人婚恋情事等齐上阵，将“反礼教”的“个人解放”渲染得轰轰烈烈，无比艰辛而又感人至深。其时情形正如厦门大学哲学系李若晖教授所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旧道德是伪道德，新道德才是真道德，青年们尤其将旧式家庭视为封建落后的标志，于是他们崇尚个性解放，追求爱情，以与旧家庭决裂为新道德实践的标志。”

但吊诡的是，“从家庭解放出来的个人，最后被投入一个更大、更现代、更具有约束力的群体性网络之中，在这个体系中，个人几乎没有自己的比较独立的位置”，四川大学暨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先生称此为“个人解放的悖论”。“个人起来了，个人很快又消失或者淡化了，”化用胡适的观察，他说，“1923年以前都是个人主义，1923年以后都是集团主义”。

“个人解放运动到头来却导向了个人的不解放”——为何竟会出现这般不可思议的悖论？其实，《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已经点出了背后的玄机：“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了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意识和无意识传统。”此所谓“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又被称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就连激进的个体主义者，也在自觉不觉间深受传统集体主义心理支配。

罗志田先生

罗志田先生沿此思路进一步强调：在救亡图存与万国竞争的时局与背景下，“五四”人从一开始就是本着《大学》式儒家家国天下情怀，将“西方个人主义”作为救国强国之良方加以提倡的。也就是说，表面上被大肆挞伐的“集团而非个人优先”的传统儒家意识，实则从一开始即暗暗地占据了“五四”的制高点，时机稍一成熟犹如形式规范质料一般，很快就重新包抄并通盘收编了以“现代西方个人主义”名义解放出来的个体及其能量。简直令人惊叹！

正因为看到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这种笼罩力与支配效应，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才在发言中语重心长地提醒：“‘五四’以来的中国学人，由于不能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上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和接受始终停留在浅层上”。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与传统决裂”+“从西方拿来”而实现！

方朝晖教授

既然如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与此相关，杨国荣先生在批评了“五四”时期流行的“不是全好就是全坏”的二分思维后，旋即便转而揭示传统儒学与“五四”精神（“德先生”“赛先生”）之间所存在着的复杂而正向的关联。

远在“五四”之前，谭嗣同就曾在《仁学》（1897）中辨析曰：“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但“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类似地，杨国荣先生指出：荀子重“礼”，更侧重等级差序秩序，确实代表着传统儒学有别于现代民主观念的一面；孟子重“仁”，其“仁政”观念中，则蕴含着与启蒙精神相通的“人性平等”预设。就此而言，站在“五四”个体本位对立面的“传统”，其实主要是荀学；儒家孟学，反而是“五四”人接收、会通“德先生”所依托的本土资源。（杨先生还指出，《中庸》之“诚”有“追求真实”之义，与“科学”精神亦有相通之处。）当然了，儒家“仁政”具有先承认权力的存在再谋求以人道或民本理念优化之的特点，这与“德先生”侧重通过权利让渡概念与契约缔结程序从源头上解释并规范权力之生成机制的旨趣，大有差别。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在‘民主’名义下对二者进行了糅合”。可见，即便大浪滔天，传统文化中的底色性观念也仍然有机会，正面介入“反传统”时代的思想文化演变。

“五四”之反传统为的是革新文化，革新文化为的是造就新人，最终依靠新人一新其国家与社会。但传统究竟如何去反？新文化具体如何去建？这却只能由半新不旧的当事人，来研判，来抉择。正如眼睛无法直接看到它自身那样，“五四”人亦不可能通体透明地打理自己的“前见”。在浪漫而激进的情绪中，他们自以为正在大破大立地将万事彻底更新，但后来人却发现：颠覆者同时也是赓续者——大历史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始终在以当事人未必自觉但后来人足可辨认的方式，深深介入那号称“激进”的时代。正是因此，在浩浩荡荡的“新文化—反传统”潮流运动了一百年之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然持有着同“五四”言和的资本与凭据。

正式和解与儒为今用

那么，较正式的和解，究竟从何谈起呢？

由于“五四”之“启蒙”“反传统”无不以“个体主义”为本位（“科学”精神亦被用于声援个体本位的“民主”），逻辑地看，实质性的和解只能发生在“五四”所推崇的“个体本位”（孟学往往与之相通），与长期以来被判定为儒学罪名的“尊崇权威”（集体主义驾驭个人的抓手所在，更多地属于荀学传统）之间。这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和解，具体又如何落实？

“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看来，“个体本位”是现代性的基本门槛，而带有小共同体性质的“家”，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居本体论地位。“五四”时期的“个人解放”剑指宗法“礼教”，可谓直击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要害。时至今日，由于对“五四”以来的“个人解放的悖论”耿耿于怀，“第二次启蒙/新启蒙”的呼声仍不时涌现，“个体”与“家”势不两立的看法与情绪目前还大有市场在。这一对立若无法消解，则儒学与“五四”的和解，在实际上就是无稽之谈。

孙向晨教授

为此，孙向晨教授在逐一辨析了现代世界关于“家”的多重理解误区之后，进而建言：在现有的“个体→社群→国家”价值序列中，重新插入“家”或“在家”这一基础性环节，而将其修正为“个体→家→社群→国家”。这样，“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成为现代人操持其“关系性”“情感性”“伦理性”的“理解世界”与“精神性超越”等才与德的港湾。特别地，孙教授强调：在现代“个体本位”大致确立的前提下，让“家”重新成为个人成长的原始空间，这非但不会重蹈“用‘家’结构的非对称性，为‘权力’的主从关系背书”的古代覆辙，反而有助于制衡“个体本位主义”的种种消极效应。这样，“修齐”与“治平”在现代世界中就可以重新连接起来，并凭借其补偏救弊的积极功能而重获合法性地位！

但补偏救弊，终归还只是作为配角存在。儒学之于现当代中国与世界，其意义有无可能再宏大一点？对此，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黄启祥教授这么看：“‘五四’时期儒学的落后性质是在世界列强侵略的环境下映照出来的”，而“当中国驱逐了外敌，当儒学所处的外部环境改变之后，人们看待它的眼光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它那种在野蛮敌人面前所显露出的落后性质也就逐渐褪去了”，儒学“适于一个主权国家内管理国家与教化国民”的本色将重获彰显。这种对内的“管理”与“教化”功能，完全“适用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将来，如果人类实现了“大同世界”的终极理想，整个世界相当于一个国家，儒学将同样适用于这样的社会。这种“管理国家与教化国民的本色”，如果仅限于在调节世道人心方面软性地发挥辅助作用的话，那么现在，即便个体或自由主义者接受起来也并不困难。但如果是指用成建制的方式，将传统儒学的“管理—教化”本色重新推行到当今中国，则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学界恐怕还是会倍感忧心。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包括“五四”时期在内，近代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运动的基本趋向，正是要努力挣脱内外双重的“帝国的牵绊”（中国帝制传统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五四”既然指控儒学（尤其荀学）为加持传统帝制的意识形态，好不容易从中挣脱了，“五四”后人又怎会允许它从头再来？除非找到了能有效抑制“管理—教化”向“专制”退化的创造性方案！

任剑涛教授

最后，也许值得我们再去较一较真儿的是：尽管黄启祥教授在发言中肯定“儒学内在地具有普遍性”，但按照他的论述脉络，这种“对内”的普遍性却无法自动适用于“大同”之前的国际交往领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极其漫长的万国并立时期内，中国仍然只能采取一种“西化”的外交理念呢？对此，汪荣祖先生给出了否定的判断：

“西方自20世纪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兴起以来，一直是一种争霸的局面。西方的观念就是一种霸权更替的观念。中国的崛起，他们觉得是新兴的霸权，要来挑战旧的霸权。中国说自己永远不称霸，他们不相信，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你怎么可能不称霸！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为什么美国坚决地反对，公开地批判？因为美国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完全挑战了它所主导的整个世界秩序。但这个霸道跟中国的传统是不相符的，因为中国从来是尊王黜霸。我老师萧公权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很早就抛弃了商鞅，其实到今天为止西方还是在重视中国的商鞅。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使整个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将王道的思想作为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理论基础，使世界了解到中国所谓的不称霸是真的，而不只是一种口号。儒为今用，最大的用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