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 3月，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名为山东大学，华岗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9月29日 ，周恩来向首都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4月，在华岗校长支持下，山东大学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成立了《文史哲》杂志社，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 大家一致推举华岗校长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编委由几位老教师担任，也吸收了少数中青年教师。编委会没有专职人员，编辑工作主要由文史两系和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兼任。编辑部主编是历史语文研究所主任杨向奎，编辑委员有：华岗、陆侃如、吴富恒、王仲荦、朱作云、孙昌熙、殷焕先、吴大琨、郭根、黄嘉德、童书业、张健、葛懋春、赵俪生、刘泮溪、刘敦愿、卢振华等。

    5 月，《文史哲》以“同人刊物”的身份于青岛山东大学正式创刊，首期共刊登了华岗、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刘泮溪等先生的 11 篇论文，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 刊物采用繁体字竖排版， 16开本，约3.5个印张，双月刊，定价为每册三千元。从诞生之日起，《文史哲》就定下了“学者办刊”的传统，坚持至今。作为全国高校中创办最早的学报，《文史哲》影响很快扩大。1951年夏天，当时负责华东地区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在上海的一个大会上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

    从创刊伊始，《文史哲》就顺应学术的本性，鼓励争鸣。这时党中央的“百家争鸣”方针还尚未提出，《文史哲》顺应学术规律，鼓励不同观点的文章参与论争，为学术的健康提供宽阔的舞台。

    1951 年第 2 期，新生的《文史哲》发表了童书业先生的论文《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 随后 1952年第1期，杨宽发表了《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对中国历史分期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认为战国时代应该属于地方封建社会。同年第5期刊登了杨向奎的《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对郭沫若所主张的西周属于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阐明了自己关于西周社会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紧接着，1953年第1期又发表他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文，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见解。他首先对当时的两种观点：西周封建制、西周奴隶制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周已经转向了封建主义社会。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也是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杨向奎的两篇论文引起了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历史界的一场大讨论。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亚南、王仲荦等著名学者纷纷在《文史哲》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就中国封建社会到底出现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之交或者是魏晋以后展开长时间的争鸣。在五十年代，《文史哲》共发表了相关论文数十篇。这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也正因如此，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人的广泛赞誉与学术认同。

    《文史哲》从创刊那天起，就非常重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 在我国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虽然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肯定的评价，但是，对她进行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历史研究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第3期， 赵俪生 先生发表的《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一文，是为《文史哲》刊发的首篇关于农民起义问题的论文。接着，赵俪生在 1953年第2期发表了《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参与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随后他陆续发表了《明初的唐赛儿起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文章，就自己对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发表看法。同时，赵俪生的夫人 高昭一 先生也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试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秦汉三次农民大起义的比较》等文章参加讨论。 1951年至1965年间《文史哲》共发表60余篇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赵俪生、高昭一、王仲荦、卢振华、 华山诸 先生的佳作。内容涉及从古代到近代的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及有关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特点等理论问题，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文史哲》杂志所刊发论文的影响下，全国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农民起义研究的热潮，《文史哲》本身也就成为了这次大讨论的重要基地之一，备受学界关注。

    李希凡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由其授课老 师吕荧 教授推荐发表于 1951 年第 4 期的《文史哲》。 它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学生论文，也是 李希凡 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1951 年第 4 期刊登了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是为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属于原始公社阶段的生产方式还是属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这一焦点问题的热烈讨论的先声。 1952年第2期日知先生在《文史哲》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一文，批评童文的观点，认为童文所列举的“比较占优势的”四家说法都是被苏联学者否定多年的旧说，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属于奴隶制生产方式。同期还刊发了童书业先生的《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作为答辩。除童书业、日知二先生外，在《文史哲》发表论文就此问题参与讨论的还有王亚楠、吴大琨、葛懋春等著名学者。这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又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影响的减弱，《文史哲》再次刊发了大量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参与者有项观奇、赵俪生、徐鸿修、姜洪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重新理解马恩的经典文本来讨论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式、观点更为包容，心态也更平和。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论战就这样在《文史哲》上或齐头并进或前后相继展开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其中至少这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盛开或首先盛开在《文史哲》上的。几十年来，尽管这些问题的研究经历许多曲折，产生不少失误，但还是从无到有，蔚为大观，成绩斐然。

    1953年 9月33日～ 10月6日 ，中国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953 年第 2 期《文史哲》结束了“同人刊物”的身份，正式以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身份出现。 本期刊发的编者说：“自本期起，正式作为山大学报的一部分，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原‘文史哲杂志社'于 二月一日 结束”。

    1953 年第 3 期，刊物封面上正式出现了“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字样，一直持续了 20 年。

    1954年 2月6日 ～ 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12月2日 ，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举行联席会议批判胡适思想，决定成立“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

    1954 年第 1 期（总第 17 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从 1954 年第 7 期起，用长达 18 期连载的方式将陆侃如、 冯沅 君的《中国文学史稿》推向学术界。 论者认为，“这是1949年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长达 18期的连载在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1954 年第 9 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评红学家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 ：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毛泽东同志读后作批语：“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指示先前拒绝发表此文的《文艺报》全文转载此文。 10月，《人民日报》发标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１０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同志署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红楼梦》研究的一场大讨论、大争鸣，并逐渐扩大化形成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

    1955年 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 1月21日 ，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派胡风思想的报告》。山东大学校长 华岗受诬陷去职，稍后副校长童第周调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5 年第 1 期（总第 29 期），《文史哲》开始采用横排版，同时刊物扩容为 4 个印张。 同期刊发了《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专辑》。

    1955 年，因工作调动，杨向奎不再担任《文史哲》主编一职，由历史系教授蒋捷夫担任新一届主编。从这时起到 1966 年停刊之前，先后担任主编一职的有蒋捷夫、刘健飞、孙衷文。

    1955 年第 2 期，《文史哲》刊登了李泽厚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这是李泽厚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30年之后，李泽厚先生对这一文章仍颇为满意：“时隔三十年，这篇讲〈大同书〉的文章现在看来似乎也还可以”。紧接着，李泽厚在1956年第5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继续发表自己对康有为研究的看法。此后，1957年第9期，一直到7、80年代他均有其论作在《文史哲》发表。这位当代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在《文史哲》打下了自己最初的学术基石，并逐步走向成熟。

    1955 年第 4 期，《文史哲》刊登萧涤非先生的学术论文《杜甫研究（一）》，并连载四期。山大杜诗研究的声誉一举奠定。 其实早在《文史哲》创刊之初的 1952年第6期，萧涤非先生就曾发表了《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一文，并陆续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他在《杜甫研究》中指出，是贫困的生活使杜甫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时他也强调，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儒学存在若干可取的优点，主要指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虽主张忠君，也主张节用爱民，杜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之中，而在特定条件下，又有其统一性。萧涤非将传统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将它作为杜甫的基本思想。他还将杜诗形式的创新（如乐府、律体等）放在生活实践中去考察，认为杜对语言形式的采用，都是为更有力更逼真地反映生活。这些观点不但立论新颖而且比较辩证，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是当时能够比较妥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范例之一，也是当时对杜甫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1971年，郭沫若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发表，一改他以前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对杜甫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对萧涤非先生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多次的点名批评。郭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由于他的官方身份，萧涤非先生受到了很大的学术压力。郭沫若谢世后，萧涤非于1979年第3期的《文史哲》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对此事进行正面回应。他指出，郭老是前辈学人，一部著作即使有问题也掩盖不了他的贡献，而且郭老以前也是尊重杜甫的，现在只不过是他自己在翻自己的案。杜甫与他的诗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抹煞不了。同时萧涤非对郭文“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所谓“腐肉中毒”等四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应该说，无论是对萧涤非，还是对于《文史哲》，在当时发表这样的文章对郭沫若进行批评都是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的。

    1955 年第 5 期，《文史哲》刊发 5 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本期所刊登的所有文章的标题全都前所未有地带有“批判”二字。

    1955 年第 7 期，《文史哲》杂志封面改变了以前白底黑字或白底红字、文章目录直接刊登于封面的固定模式 ， 第一次在封面上采用了图案，同时把目录印于扉页。该期还集中刊发了 4篇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5 年第 8 期，《文史哲》刊登了《揭发吕荧反革命的文艺思想》、《批判吕荧的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两篇文章，开始了对吕荧的批判。

    1956年 5月2日 ，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7月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因为货币改革， 1956 年第 1 期起，杂志定价调整为每册三角。

    1956 年第 2 期，《文史哲》刊登《批判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一文，开始了对华岗的一系列的批判。 同期还刊发了“编者的话”，称：“自从‘文史哲'创刊以来，冒牌学者华岗就曾经在本刊发表过许多所谓论文……”

    1956 年第 8 期，由编辑倡议，再次开展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1957年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1957 年 7 、 8 月间，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了“文史哲丛刊”， 共分四辑：《中国古代文学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语言论丛》。

    1958年 中央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山东大学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1958年7月，山东大学归由山东省领导，同年10月奉命迁校济南。

    1958 年第 5 期，杂志封面出现“ wen shi zhe ”的拼音字样。

    1958 年第 6 期，集中刊登批判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厚古薄今”现象的文章。

    1958 年第 11 期，编辑部随学校由青岛迁至济南洪家楼。

    1959年

    1 月，《文史哲》停刊。学校采取分期编印分科学报的方式。

    1961年 山东大学复归中央教育部领导 。

    8 月 1 日 ，已停刊二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孙忠文负责编辑部的工作。 复刊后的《文史哲》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定价调整为每册四角。杂志的定性为：“复刊后的〈文史哲〉是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山东省委党校、山东历史研究所、山东哲学研究所、山东省社联、山东省文联等单位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举办的文学、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综合性的学术期刊。”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再停刊，总计出版二十八期。这二十八期中发表的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文心雕龙的研究》、《孔子的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手工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等专论，都是具有开拓性且又不乏创见的研究，并开展了“关于历史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

    1962年 1月11日 ～ 2月7日 ，中央在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4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1962 年第 2 期发表田仲济、冯沅君等人的笔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1962 年第 3 期起，杂志扩容为 5 个印张，有时还临时增加容量。

    1963年 2月11日 ～ 28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3年第1期，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分两期连载了袁世硕先生的长篇论文《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64年 6月27日 ，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第2期，刊发毛主席诗词十首。 同期还刊发了萧涤非、蒋维崧、高亨等人的学习笔谈。

    1964年第3期，开展了“历史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 刊发了鲁春龙的《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和陆侃如、吕美生的《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等文章。

    1965年 11月10日 ，《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第1期刊登批判周谷城学术观点的文章。 这一期刊登的文章有俞沛铭的《周谷城怎样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吴庚舜的《驳周谷城在评价六朝文学问题上德谬论》。 1962年第2期、第3期继续刊登了数篇批判周谷城的文章。

    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6年第3期，总第106期出版以后，《文史哲》被停刊。 在这一期刊物上刊登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批判邓拓同志的文章。

    1973年 邓小平在离职八年后复出工作。 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得悉山东大学被一分为三的情况，立即签署恢复山东大学原建制的指示。

    8 月，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在曲阜山东大学再次复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并主持日常工作。 11月5日 ，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总第 107期）杂志。复刊后的杂志为季刊，容量为6个印张，并不定期增加页码。封面上“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字样在沿用了20年之后，从本期开始不再出现。不过在“编者的话”中依然强调了《文史哲》作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性质。也就在这一期，毛主席语录现于《文史哲》，并集中刊登了“批孔”的文章。

    复刊后的首期杂志发表了陈久和、宋庆吉、司继义三人合写的文章《宋江形象浅析》，认为“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对宋江持肯定态度。 事实上，早在 5、60年代《文史哲》就曾发表过李希凡的《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 张政 烺 先生的‘宋江考'》（ 1954年第4期）、苗得雨的《关于宋江——‘水浒'问题研究之一》（1955年第1期）、李永先的《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吗？》（1965年第5期）等文章对宋江的形象分析进行讨论。《宋江形象浅析》以后发表后，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1974年第1期发表了王尚文的《农民革命的叛变者——试论〈水浒〉中的宋江》，认为宋江不是一个正面形象。同期还刊登了秦家伦的《也谈〈水浒〉中的宋江》一文，点名批评了《宋江形象浅析》一文，认为其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强调：“对宋江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不是单纯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谈论，而是牵涉到：应当如何严肃批派革命队伍中的软弱、妥协思想；应该如何清算各民事业中动摇投降分子的罪行；应该如何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是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评论为当前的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秦文进一步指出，刘少奇、林彪的 “反革命经历，与宋江何其相似！从宋江到刘少奇、林彪之类，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孔孟忠实信徒。”从而把对宋江的形象分析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紧接着，1974年第2期的《文史哲》发表了解放军某部崔殿山、牛澍雨的《评〈宋江形象浅析〉》一文认为《浅析》一文的观点是错误的，并质问：“〈浅析〉把和林彪非常相似的宋江肯定为正面人物，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她会起到什么作用，但倒不是发人深省的吗？”这两篇批判文章的发表，在《文史哲》内部也掀起了一场风波。

    1974年 初山东大学恢复原建制 。

    1974 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编辑部主编。 当时《文史哲》是由党中央批准复刊的第一份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征订数高达 72万份，但由于纸张供应不足，只得限量发行，实际订数24万份。因当时“四人帮”仍在为虐，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大学党员均对《文史哲》的编辑工作极为关注，并派吴富恒（时任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李镇（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直接领导编辑部工作。

    1975年

    第 4 期（总第 115 期），刊登 9 篇文章，对《宋江形象浅析》一文及宋江形象进行批判。 分别是：济南市文化局《水浒》评论组的《〈水浒〉中的路线斗争和投降派宋江》，山东大学历史系《水浒》评论组的《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看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若海的《判卖者的典型——评〈水浒〉中的宋江》，赵建新的《拨开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画皮》，柳宝印的《投降派头子宋江的丑恶嘴脸》，曾立平、沈汉的《投降派面目的第一次大暴露》，王效安的《反动派为什么吹捧宋江》，临沂师专中文科《水浒》评论组的《宋江和高俅》，李恩普的《晁盖与宋江》。

    1977年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 年第 1 期（总第 120 期），刊登文章批判“四人帮”。

    1978年 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讨论。 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孙汉卿任校党委书记。

    1978 年，《文史哲》恢复为双月刊，容量调整为 5.4 印张，定价为每册三角五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 1978年下半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文史哲》及时扭转了办刊方向，纠正了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错误，由配合运动搞空泛的政治议论重新转向重视学术问题研究的正常轨道。除刊登校内老专家学者的一些重要学术文章外，校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也把他们的得意之作投到《文史哲》上发表。因此，《文史哲》的质量大为提高，又逐渐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声誉，在读者中重新赢得信任

    1979年 10月30日 ，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学在京举行。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1979 年第 2 期（总第 131 期），杂志开始出现了英文目录。同年第 4 期，“现代美国文学研究”成为《文史哲》首个专栏。

    1979 年第 6 期，发表了朱恩彬《‘两结合'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吗？》和蒋茂礼的《略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结合》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讨论。 朱恩彬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不是“两结合”，“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蒋茂礼则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结合是可能的，不过他主张要“既提倡两结合创作方法，又实行创作方法上的多样性。”

    同年，孔繁因工作关系调离山大，原副主编 刘光裕 教授担任主编一职。

    1980年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二为”方向。

    1980 年第 4 期，刊发悼念华岗的文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悼念这位曾备受耻辱的前辈。 这期的杂志除了刊登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在华岗同志追悼大会的致词以外，还刊登了楚图南同志的《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和余修同志的《深切怀念华岗同志》。

    1980年第6期，集中刊登了一批关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的论文。 蓝翎先生在其论文《略谈〈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中认为“《聊斋志异》诗文言小说系统中空前绝后的一部巨著。”在这一期刊登的相关论文还有赵俪生的《试论〈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中人性的异化》、李厚基的《〈聊斋志异〉刻划人物性格的几点特色》、袁世硕的《蒲松龄与王士祯》，以及署名“明”的一篇综述《〈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童书业先生的《庄子思想研究》也从这一期开始分两期进行了连载。

    1981 年起，刊物容量调整为 6 个印张，共 104 页，定价为四角五分。 从这时候起，《文史哲》的篇幅严格固定了下来，不再象以前一样随意增删页码容量。

    1981 年第 1 期，设置《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栏目，刊登了 5 篇相关文章，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1980年11月14日 ，有山东大学和山东省社科联等单位在济南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该期杂志发表的文章是《文史哲》对这次会议的呼应。发表的讨论文章是，李侃的《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法的几点意见》，丁名楠的《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程速的《义和团思想述评》，周锡瑞的《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李德征、丁凤麟的《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由于这些讨论的成效显著， 1981年12月2日 ，山东大学跟山东社科联、义和团史学研究会等单位团体再次在济南召开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座谈。

    1981 年第 1 期，设置《学者谈治学》栏目，后改为《治学漫谈》，邀请了众多知名学者以亲自撰文或者以访谈的形式来传授自己的治学经验，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中后期。 首期刊登了姜亮夫的《根柢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我的治学一得》和张维华的《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的两篇文章。十余年来，亲自撰文漫谈治学心得的有张岱年、孙思白、吴大琨、赵俪生、安作璋、陈瘦竹、王仲 荦、李学勤、姜亮夫、张岂之、孙昌熙、黄冕堂、徐中玉、李泽厚等学界名流，以接受访谈的形式来畅谈为学之道的有吴富恒、杨向奎、钱谷融、蒋孔阳、金开诚、刘纲纪、周来祥、章培恒、鲁枢元、童庆炳等等。这近百名学界名人的文章，反映了新时期学术的发展脉络，展现了新时期的学术风气和学术风格。

    1981年第3期，发表了周来祥、狄其骢、张国民、袁世硕四人的文章，就有关文艺与情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四篇论文分别是周来祥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本质》，狄其骢《艺术创作中的情感问题》，张国民《文艺描写情感浅议》和袁世硕《文学中的‘情'与‘理'》。长期以来，《文史哲》对文艺学、美学问题都相当关注，从最早的华岗、吴富恒、 吕荧 到周来祥、狄其骢、曾繁仁再到陈炎、谭好哲等人都在《文史哲》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为山东大学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1981 年第 4 期，刊登吴富恒、杨向奎、吴大琨、李希凡、葛懋春等人的文章，纪念创刊 30 周年。

    1982年 9月1日 —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982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联产责任制。

    1982 年第 1 期，为了庆祝第二次全国《红楼梦》研究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文史哲》集中刊登了一批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论文。 袁世硕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十足的真实性”、“有机的完整性”、“严格的客观性”。同时刊登的文章还有白盾的《〈红楼梦〉的悲剧美与艺术风格美》，杜景华的《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魏同贤得《简论〈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1982 年第 3 期发表董楚平的论文《〈天朝田亩制度〉性质问题再评价》。 董楚平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得到过当时农民的拥护”，太平天国领导人也“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动性不在于它的空想性，而是因为它“是倒退的，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的。

    1982年第4期，刊登一组关于老舍先生的研究文章。 1982年3月底到四月初，山东大学举行了老舍先生学术讨论会，所以该期的《文史哲》选发了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牟国胜的《论老舍创作的大众化道路》、舒乙的《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白丁的《老舍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3年 10月11～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同月，《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刊登文章，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1983 年第 1 期（总 154 期），封二封三开始出现了照片新闻和学人简介，开全国学术期刊风气之先。 首期介绍的学术人物是张维华教授和他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刊登了张维华教授的文章《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这一期的刊物还发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纪要）》。 1982年10月30日 下午，编辑部在济南邀请参加《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的部分中国文论研究者，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发表的座谈纪要就是王元化、周振甫、徐中玉、王运熙、张文勋、孟繁海、牟世金等先生的发言摘要。

    同年，刘光裕主编卸任，由 历史学 教授 丁冠之 先生担任编辑部主任一职，直至 1993 年。丁冠之主编也是《文史哲》历史上在任时间最常的一位主编。

    1984年 著名化学家邓从豪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1984年第3期刊登了郑鹤声、郑一钧的《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与丘克的《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等文章，对郑和宝船问题提出辨析。 同期的“治学漫谈”栏目还专门刊登了郑鹤声教授的文章《我是怎样研究郑和的》。

    1984年第5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发表了两篇学科学术综述。 总结了两个研究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在曲折中前进的研究情况。

    1985年

    1985 年第 3 期、第 4 期，在编辑部的组织下，《文史哲》分两期连载了《魏晋玄学笔谈》，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198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魏晋玄学讨论会。会上对玄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文史哲》为了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在与会代表的支持下，组织了这次笔谈。笔谈涉及的内容大致是：玄学的定义和特征；玄学的形成、发展及分期；玄学的基本范畴及其含义；玄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及主要玄学家的哲学性质；玄学的阶级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对门阀地主的评价问题）、玄学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等等。参加笔谈的有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抗生，王葆 玹 ，方立天，余敦康，金春峰，王国轩，周立升，李传明，钟肇鹏，牟钟鉴，陈战国，李申，王晓毅，胡绍军。

    1986年 1月15日 ，胡风追悼会在京举行。同月 20日，首都各界知名人士举行纪念会，庆祝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 9月28日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著名数学家潘承洞接任邓从豪担任山东大学新一任校长。 徐豫龙出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1986 年，刊物定价调整为每册五角五分。

    1986 年第 5 期，庆祝创刊 35 周年。 在这一期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前辈学人的文章，纪念《文史哲》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有吴富恒的《回顾与前瞻》、陈之安的《几点希望》、杨向奎的《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萧涤非的《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罗竹风的《回顾以前，激励未来》、蔡尚思的《感想和希望》、吴大琨的《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殷焕先的《祝〈文史哲〉精神发扬光大》等。同时，为纪念《文史哲》创刊 35周年，《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于1986年6月在山东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山东大学、山东师大、省社科院、齐鲁书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的一百多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于这一期的杂志发表了由张大同、刘京希撰写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纪要》对大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陈述。

    1987年 3月9～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发表讲活。 10月25日 — 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潘承洞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1987年第1期刊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笔谈。 1986年9 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选定了两个议题：一是“八十年代如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二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文史哲》编辑部认为这两个议题抓住了深入研究此段历史的关键，并触及到整个历史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问题。为了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组织了这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学者有何兹全、田余庆、黄烈、朱绍侯、洪廷彦、万绳南、李培栋、李光霁、蒋福亚等。

    1987 年第 2 期（总 178 期），部分篇目开始出现“内容提要”，编辑格式更为规范。

    1988年 11月8～12日，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陈之安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1988 年编辑部进行人员调整。成立了以陈之安为主任、吕慧鹃、丁冠之为副主任的编辑部委员会。编辑部主任仍由丁冠之担任，副主任为韩凌轩、龚克昌。 编委会委员有：王誉公、田昌五、安增才、庄德钧、徐学圣、李乃坤、乔伟、乔幼梅、朱玉湘、牟世金、陈陆达、吴富恒、萧涤非、 狄其骢、郑佩欣、周立升、周来祥、祝明、胡世凯、胡德麟、赵明义、袁世硕、徐经泽、 葛懋春、董治安、臧乐源。同年，《文史哲》获山东省“优秀期刊”称号。刊物定价为每册九角。

    1988 年第 1 期刊登王学典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在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论，王学典分析了新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的三次理论突破，并重点分析了黎澍先生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实际“居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是居于主人的地位”；人民群众仅仅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的三个观点，最后他提出要“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在深刻反省我们以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唯物史观，这是彻底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关键所在。” 1988年第3期，黎澍发表《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一文，对王学典的文章进行答辩，基本同意王学典的看法，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陈述。

    1989年 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 6月23日 至 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89 年第 3 期、第 4 期组织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撰写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分别有：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孙思白的《纪念五四运动 70周年断想》，庞朴的《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李景彬的《五四文化意识的反思与中国文化结构的重建》，何中华的《试论中国文化的启蒙与超越——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钱逊的《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化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颜炳罡的《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方克立的《第三代新儒家掠影》，杨向奎的《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孔繁的《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李德征的《五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蒋俊的《中国应该建立“五四学”》，朱玉湘、胡汶本、韩凌轩、蒋俊王文泉等人的《十年来五四运动史研究述评》以及韩凌轩的《五四传统与中国现代化》。

    1990年 2月，《求是》第4期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的讲话《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0 年，刊物调整定价，每册为一元二角。

    1990 年第 1 期，刊登一组与洋务运动有关的文章。 李德征在《中外学者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近代化这一课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说明了该文“愿对中外学者研究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历史作一回顾”。同期还发表了李岫的《洋务派民主观及其实践》。

    1990 年第 4 期，刊发文章纪念鸦片运动 150 周年。 发表了李德征的《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选择》及孔令仁的《要认真汲取鸦片战争带来的历史教训》等相关文章。

    1990 年第 5 期，前所未有的以整期杂志的全部篇幅刊登了关于辞赋研究的文章并介绍了山东大学的辞赋研究状况。 这一期的《文史哲》是首届国际赋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专辑，发表了来自美、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内诸多辞赋研究大师的论文。主要有费振刚的《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董治安的《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龚克昌的《文变染乎世情——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刘乃昌的《论赋对宋词的影响》、张可礼的《东晋辞赋概说》等共 28篇。

    1991年 3月1日 ，中央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江泽民发表《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讲话。同月宣传部、文化部发布《关于繁荣当前文艺创作的意见》。

    1991 年荣获山东优秀理论刊物奖。

    1991 年第 1 期，刊发文章纪念义和团运动 90 周年。 在义和团运动 90周年之际，由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省社联及山东大学共同主办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10月在济南召开。130多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28名外国学者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这一期的《文史哲》就选登了其中的一些论文，如孙祚民的《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美国学者周锡瑞的《试论义和团仪式的社会意义》，此外还发表了李岫、李平生撰写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1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墨子的研究论文。 由山东大学与滕州市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暨墨子学会成立大会于 1991年6月在墨子故里山东滕州市召开。这一期的《文史哲》就发表了一组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苗枫林的《给墨子以应有的学术地位》、陈之安的《关于墨子的两个问题》、蔡尚思的《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张岱年的《论墨子的救世精神与“摹物论言”之学》和杨向奎的《谈谈《墨经》的研究》。

    1992年

    《文史哲》荣获山东省优秀期刊一等奖。

    1992 年第 3 期，发表文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 周年。 相关的论文有狄其骢先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意义》、曾繁仁先生的《试论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伟大意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周年》、王凤胜先生的《周恩来的文艺统一战线思想》。

    1993年

    由 1993 年第 2 期起，编辑部进行调整，韩凌轩任主任、副主任为寇养厚。同年被评为全国中文期刊核心刊物。

    1993 年第 3 期，以几近全部的版面刊登了各方面、对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研究的文章，这样大篇幅地刊登某一问题的文章，在《文史哲》的历史上也是无前例的。 这些文章从文学、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既有国内教授的论文，也有日韩学者的文章。代表性的论文有：何兹全的《崔浩之死》、赵向群的《论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许福谦的《东魏北齐胡汉之争新说》、朱大渭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谷川道雄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池培善的《南燕与慕容德》等等。

    1993年第6期，刊发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刊发的文章是：樊瑞平、何中华的《毛泽东与哲学》，汪澍白的《毛泽东与前代兵家韬略》，臧乐源《‘五爱'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郭桂英、吕连仁的《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 》，孟祥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古典小说》，包心鉴《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比较》。

    1994年

    《文史哲》荣获由华东地区优秀报刊评审委员会颁发的“ 1993 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一等奖”。 据有关单位统计， 1994年《文史哲》所刊发的文章被国内各大报刊转载、摘登92篇左右，居总序、社科类期刊榜首。

    1994 年第 3 期，《文史哲》开办“国学新论”专栏。 在这一期的“编者的话”中提到：“如果说 80年代那次传统文化热较多地涉及传统文化的消极面的话，那么90年代这一次传统文化热则更多地表现为冷静的思考，企望从新角度、以新方法开辟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为了把传统文化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开辟了‘国学新论'这个栏目。”在这一期的国学新论栏目发表论文的学者有张岱年、张世英、萧兵、叶舒宪等，他们对如何深入传统文化研究，从不同角度谈了各自的看法。

    1994 年第 4 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近现代思潮与人物”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吴富恒、狄其骢的《面临挑战的文化建设——文化问题纵横谈》、丁尔纲的《茅盾研究难点试论》、颜炳罡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等八位同志的文章既涉及中外文化思潮的冲突、融合，又涉及对某些思潮的重新审视、评价，更涉及对错误思潮的批评。重新审视各种思潮，实际上是重新评价各类历史人物。

    1995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5 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

    1995 年第 2 期发表了田昌五教授的论文《中国历史体系新论》。 田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规律。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段落，也就是三次大循环：从战国至秦汉至魏晋为第一次循环过程；从南北朝经隋唐至宋代，为第二次循环过程；从辽金元经明清至民国为第三次循环过程，现在开始转入第四次大循环过程，并开始进入世界一体化征途。

    1995年第5期，编发文章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朱玉湘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陶飞亚的《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关绍纪的《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政策》，刘培平的《‘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朱懋铎的《试论法西斯运动何以能在德国肆虐》以及德国学者莱恩哈特·库纳尔的《新极右势力在德国兴起的原因》。

    1995年第6期，组织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人文学科》笔谈，邀请了王岳川、许明、尤西林、谭好哲、陈炎等中青年学者就人文学科的历史与现状，人文学科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以及如何在人文学科领域发扬传统、走出误区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1996年

    1996年第4期，发表文章纪念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十周年。 分别是吴忠民的《社会发展研究四个视角的比较分析》、徐经泽、李绍光、张华筠的《村级社区组织的现状与趋势》、杨善民的《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探讨》、庄平的《对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的几点认识》、杨俊启的《寻求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合理途径》以及李芹的论文《科学技术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机制与条件》，充分展示了该系的科研实力。这一期还刊登了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作《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

    1997年 5月22日 ，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 9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997年第1期，刊发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 刊发的文章有周兴 樑 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美国友人》，何科根、胡波的《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华侨》。

    1997年第4期起，《文史哲》聘请了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杂志顾问。 他们是：季羡林、臧克家、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邢贲思、汝信、李慎之、袁行霈、王元化、孙思白、庞朴、叶朗、黄楠森、方克立、厉以宁、杨牧之、傅璇琮、方立天、冯天瑜、奚广庆、戴逸、楼宇烈、张立文、钱中文、李希凡、刘蔚华、李庆臻。

    1997 年第 5 期起，编辑部进行调整，蔡德贵任主任，寇养厚、陈炎为副主任。

    1998年 美学家曾繁仁任山东大学校长。

    《文史哲》获“首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励。

    1998 年第 3 期，邀请了数位知名学者对“儒学是否宗教”这一问题展开笔谈。 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申等人就此问题撰文参与了讨论。

    1998年第5期，组织次笔谈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 何中华、马洪林、颜炳罡、翁美琪、吕明灼、高旭东、仪平策、胡成、雷颐等学者围绕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及其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

    1998年10月24～26日，由《文史哲》编辑部承办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暨研究会成立10周年庆祝会”在济南举行。 来自全国近 130家学报的180余名代表出席了此次盛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举行了题为“面向新世纪的学报工作和编辑学研究”的学术讨论。

    1999年

    本年度起，《文史哲》杂志容量调整为 8 个印张， 128 个页码，定价为每册 6 元。

    1995年第5期，为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有关儒家思想研究之普及问题之思考，开展“儒学的研究、普及与大众化笔谈”。 编辑部在编者按中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确贯彻‘批判地继承'的方针 ,对儒学进行价值选择,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成分,予以新的转化,使之与当前的时代相适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学研究如何与现实结合?儒学怎样普及?以及要不要提出儒学的大众化?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思考的热点。”发表文章参加笔谈的学者及论文有孔繁的《有关儒家思想研究之普及问题之思考》、刘蔚华的《要不要提出儒学的大众化》、楼宇烈的《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理论》、宋志明的《时代呼唤平民化的儒学》、赵吉惠的《略谈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汤恩佳的《儒道宜普及于庶民》、刘示范的《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孔子思想》。

    1999 年《文史哲》连续获得三项全国性大奖：首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面对新形势，《文史哲》开辟了《人文学科世纪回顾与展望》、《国学新论》、《审美文化研究》、《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与名家对话》等栏目，刊发了大批有影响的高质量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林庚、庞朴、叶秀山、杜维明等也纷纷赐稿，参与学术建设。

    2000年 7月，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山东大学。展涛出任合校后首任校长，朱正昌任党委书记。

    2000年第4期，发表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的长篇论文《新中国美学50年》。 周来祥认为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大致以文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四派学说，为以后的美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美学的收获期：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美学理论也有了创造性的突破。他还认为未来的 21世纪将是中国美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

    2000年第5期，开展“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维透视”笔谈 ， 约请了三位学者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三位学者及其论文是：徐显明的《社会转型后的法律问题重构》、包心鉴的《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权力变移的关键》、黄少安的《转型期的国家可以成为推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