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陈 峰
摘 要：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对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关键词：傅斯年；史语所；兰克史学；欧洲汉学；新史学
作为民国时期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自1928年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着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对话的使命，以跻身世界学术之林为职志。这种国际化追求，一方面是为了改造中国固有学术，使之具备现代科学形态，一方面是与西方学术尤其是西方汉学争高下，不仅是模仿、融入而已，更带有强烈的赶超意味。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这种意愿。当傅斯年着手筹备史语所之际，就踌躇满志地向胡适介绍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①]他在为院长蔡元培代拟的研究员聘书草稿中说：“我国历史语言之学本至发达，考订文籍，校勘史料，固为前修之弘业。分析古音，辨章方言，又为朴学之专旨。当时成绩，宜为百余年前欧洲学者所深羡，而引以为病未能者。不幸不能与时俱进，坐看欧人为其学者，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成为今日之巨丽。”[②]1929年，他在致陈垣的信中提及：“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③]傅斯年在谈到法国汉学时曾说：“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④]他向李盛铎之子李少微求购珍藏之史料时强调指出：“此日为此学问，欲对欧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国前修而不惭，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来居上。”[⑤]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明确宣布：“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⑥]
傅斯年的同辈友人对其追慕超越西方的意图和作为也深有体会。顾颉刚就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后尘，且与之角胜[⑦]。李济后来曾明确阐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⑧]傅斯年的至友罗家伦评价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他对于外国汉学家中最佩服的只有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两人[⑨]。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延聘外国学者伯希和、高本汉、安特生等人为通讯研究员，并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作为最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⑩]，更从行动上证实其良苦用心。
不惟傅氏个人如此，当时史语所同人亦有相似的感受和期待。特约研究员陈垣痛心于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边缘化，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1]。历史组的陈寅恪也感叹道：“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2]可见，融入国际学术主流并在中国研究方面占据中心地位，是史语所成员的共同企盼。从后来取得的成效来看，史语所同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确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某种认可。1932 年，被誉为东方学泰斗的伯希和，就因为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于里安奖金”（儒莲）授予史语所。同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汇报史语所工作时说：“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氏则复函勉励说：“‘中国学’之中心点已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13]蔡元培致函傅斯年说，荷兰决定退还庚子款，以其中35%为文化之用，愿以其利息中的53%交给中央研究院。他并解释道：“荷兰人所以注意本院，由于其卢顿之汉学研究院知有史语所成绩之故。”[14]经过苦心经营，史语所已经为中国学术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地位和声誉。
20世纪历史学已经走完了它的行程，史语所也已经整整跨越了八十个年头，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反思和检视史语所国际化的成败得失，当另有一番认识和体悟。因为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学术出现了重要转向，实现了新旧更替，新趋势最终上升为主流。与此相适应，学术评估的标准和眼光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转换。由此，人们不禁要追问：在新的评价坐标中，史语所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它是否实现了初衷，是否真正融入了国际史学的新潮流呢？
一、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和汉学的新动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这不是一般常规性的变化，而是一场根本性、方向性的范式转换。19世纪的西方几乎是传统史学的一统天下。“科学的历史学之父”[15]兰克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达46年之久，他的门生弟子不但把持了德国大学的历史教席，还通过柏林大学的研究班培养出大批学者，广布德国以外的西方史坛，如法国的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英国以阿克顿为首的“剑桥学派”，美国的班克罗夫特等人，可谓桃李满天下。由此，兰克成为整个西方史坛的师表，兰克学派成为辐射西方史坛的国际性史学思潮。根据古奇的概括，兰克史学的贡献有如下方面：“第一，他尽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16]西方传统史学范式在兰克那里得以最终确立和成熟。惜乎好景不长，兰克史学的颠覆性力量也在潜滋暗长，逐渐形成气候。“19世纪末叶的历史研究是以一种深刻的不安为其特征的。几乎就在同时，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发生了一场对大学里已经确立的历史学的前途假设的批判审查。”[17]也就是说，19、20世纪之交，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已经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遍布欧美各国。
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反叛首先在其大本营德国爆发。1891年，兰普勒希特的《德意志史》第1卷出版，由此开始了一场与兰克学派的长达25年激烈论战，其焦点集中于文化史与政治史之争。兰普勒希特陆续发表《历史学中的新旧趋势》（1896年）、《什么是文化史？》（1896年）、《文化史方法》（1900年）、《什么是历史？》（1905年）等一系列作品，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力图建立一个“新型文化史”学派，塑造一种新的史学。这种新史学与兰克学派局限于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不同，主张历史学的内容应扩展到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诸多方面，撰写人类集体的活动。在方法上，这种新史学反对仅仅要求弄清“事实是怎样发生的?”，而主张弄清“事实是为何如此的?”，兰克的问题是叙事，而新史学“必须以试图阐明一般性的发展规律的发神学方法来取代描述的方法”[18]。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方法》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社会学法则为基础的历史科学。他的《什么是文化史》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他的目的是心理学的目的。1909年5月，兰普勒希特创办撒克逊皇家文化史和通史学院，推动文化史研究。开设的课程相当广泛，有历史哲学、谱谍学、文献学、人种学、经济学和社会史、儿童研究、朝廷礼仪、比较法律、德国和中国文化史等等，他亲自在学院中讲授文化史和历史方法论等课程。该学院出版了40部总名为《兰普勒希特对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贡献》的专著。兰普勒希特自称“在史学上完成了一次革命”。兰普勒希特的影响不仅限于德国，而且波及西欧一些国家乃至美国[19]。
在法国，亨利·贝尔是新史学的先驱。1900年他创办《历史综合杂志》，旨在与传统史学立异，为未来的新史学规划方向。他指出，兰克的传统史学只是“事件的历史”，仅仅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缺乏解决问题的明确认识；传统史学只重视从史料来研究历史，而“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只能挖掘历史的一个角落，造成史学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导致封闭、狭隘、支离破碎。贝尔申明新史学是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他创办《历史综合杂志》的目的就是要使历史学加强与毗邻学科之间的联系。1924年，贝尔在巴黎创建国际历史综合研究中心，每年组织学术讨论。1920年起，他又主编一套《人类的演进》丛书[20]。《历史综合杂志》被称为安放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一匹“特洛伊木马”。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新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由此诞生[21]。这预示着西方史学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新史学的浪潮同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涌动。1912年鲁滨逊出版《新史学》一书，吹响新史学的号角。首先他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鲁滨逊说：“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2]他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其次，与传统史学一味求真不同，鲁滨逊十分注重史学的现实功用，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历史当以将来为球门。他认为，“历史最主要的功用”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再次，鲁滨逊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有了它们的支援，“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23]。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与其同事和门生，如比尔德、贝克、巴恩斯、肖特威尔、海斯和桑代克等，逐渐形成“新史学派”。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总之，20世纪的前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在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的一次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欧洲的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和伯里（J．B．Bury），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鲁滨逊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致同意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24]。这时新旧两种史学正处在激烈的较量中。传统史学的正统地位并未根本动摇，崭露头角的新史学尚不足以与其抗衡。新史学还处在幼稚阶段。德国兰普勒希特的资料采择不精，概括粗糙武断，因此遭到多数专业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德国史学界总体上抵制新史学[25]。法国的贝尔本人不是历史学家，其《历史综合杂志》虽然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历史研究主题不够明显，因此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虽然明确提出，但离新史范型的真正建成还有相当的距离。1931年《历史综合杂志》更名为《综合杂志》后，主题更为淡薄，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而且，这一阶段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重点还是放在社会学、人种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论证方面，即使那些对旧的传统方法最不满意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开始着手去寻找新的历史证据和探索更加严谨的研究技术[26]。“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27]尽管如此，“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898年，一位美国学者写道：“不管对兰克的评价是多么高，但他总归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儿。”[28]兰克学派代表的是一种旧趋势、一股旧潮流，而新史学派则代表新趋势、新潮流。20世纪初，“在世界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对德国‘科学’史学派统治的有意识的挑战”[29]。新史学派极力颠覆传统史学的垄断地位，传统史学也依凭其强势地位竭力打压，但新史学的发展已不可遏制、无法逆转，渐呈星火燎原、全线挺进之势，终于在二战后改朝换代，跃升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西方学术中有一个部门是汉学，即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西方汉学不限于史学一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是西方史学影响中国史学最重要的途径。汉学是一个窗口，是中国学者接触、了解西方史学最直接、最便捷的通道。它的影响比一般以西方历史为对象的西方史学更为深切著明。20世纪前期，西方汉学也正酝酿着一场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而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相对地繁荣起来。”[30]
20世纪前期的欧洲汉学达到鼎盛时代，可谓大师辈出，强手如林。20世纪初国际汉学的泰斗是法国的沙畹。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巴黎学派以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为代表，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和叶理绥，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说：“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31]留法学者杨堃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32]在二战以前，法国汉学在国际汉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美国则远远落后。难怪1916年4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感叹：“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余力及于国外。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33]
西方汉学作为西方学术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和变化自然受本土主流学术的制约和规范，与整个西方史学保持同一步调，甚至稍显滞后。沙畹“使其有效的研究方法系统化并将文献学(即小学)的新正统观念传播给了下一代研究工作者。这种文献学的方法和学术研究在大多数的研究领域里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34]。桑兵指出：“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35]时人论伯希和之学道：“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运用。论者颇有以偏狭琐屑为先生之学病；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审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宏通，宁失之狭细，不失之广泛，此正先生之长处，奚足为先生病。”[36]受西方史学影响，汉学家们主要运用语文考据方法，研究兴趣集中在文字学、考古等传统的文史领域。如论者所指出的：“法国汉学家如果没有在法国史学大环境中取得多方面的训练，包括理论思辨、社会学参照模式、直到历史语言学的对音勘同等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流畅优美的行文训练，将不会把法国的汉学推至当时西方世界的最前端。”[37]因此，总体而言，欧洲汉学的学术风格与兰克史学基本一致。
西方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一个社会学派。早在沙畹时代，其《泰山志》“启发后之学者以社会学研究汉学之途径”[38]。至葛兰言（Marcel Granet）“喜以现代社会学观点治中国古典，为其特色”[39]，则“在西洋中国学正统派之外，别树一帜”[40]。葛兰言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欲以杜尔干、莫斯二氏之社会学说参合沙畹之中国材料，而成其社会史之研究也”[41]。杨堃评论说：“葛兰言教授是法国现代社会学派内一位大师，西洋中国学派内一个新的学派之开创者。”[42]“葛兰言实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化的中国学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第一流的社会学大家，并且是法国社会学派的嫡系与其正的一位代表者。”[43]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甚至认为，必须在涂尔干社会学而不是历史学和汉学的脉络中理解葛兰言[44]。葛兰言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1919年）、《中国人之宗教》（1922年）、《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1926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1939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的社会学派。“沙畹的其他弟子，如伯希和、高本汉与马伯乐诸氏，……虽说全是正统派，或者因与葛氏相较，而亦不妨名之曰旧派。”[45]自葛氏综合三法（历史、分析和比较）应用于汉学以来，他便超出他国的汉学而独立，精密而有光明的，所谓法国特有的汉学[46]。
葛兰言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与伯希和等人高度评价清****据学的成就不同，葛氏认为它致力于上古经传的考订，虽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