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祥教授的大作《〈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洋洋数万言，详细论证了《太史公书》的性质、由“子书”到“史”的转向诸问题。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求新探索的勇气，都使我感到佩服。笔者以为，这篇文章集中探讨的是《史记》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因而，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同时，笔者也感到李教授过于强调《史记》属于子书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在这里，我愿意结合李教授的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向读者请教。

    章学诚说“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高步瀛说《史记》“性质与诸子务治之者相近”，侯外庐说《史记》继承了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阮芝生说“史记虽是史书，而带有子书的性质”。李教授的论文引用清以来诸位学者的观点，确认并强调《史记》具有子书的特性，这是对《史记》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再宣称自己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是什么意思？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要弄清“家”的概念。司马迁所说的“家”，即类似于“诸子百家”之“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司马谈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指》，文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各家著述着眼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故能自成一家。《论六家要指》中“家”的概念，与政治学说很相似。而司马谈、司马迁高度赞扬《春秋》，也与《春秋》的政治作用有关。司马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司马谈父子对《春秋》的议论，实为夫子自道，他们仿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用意十分明显。

    《国语·楚语上》说：“教之春秋，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比较而言，汉以前的传统史学，强调劝善惩恶、“慎言行、昭法式”，注重的是局部的事件与得失。司马迁写《史记》，则是要通过系统地叙述历史，探索和揭示社会变迁、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人事得失，“述往事，思来者”，给后人提供某种借鉴。可以说，《史记》无“资治通鉴”之名而有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的“一家之言”在本质上与诸子百家有共通之处，这正是《史记》“一家之言”的实质。

    程金造述高步瀛之言谓：“大约太史公书，是借史事为题材，其性质与诸子务治之者相近。”这几句话，揭示了《史记》的作史宗旨。不仅如此，《史记》与“子书”相通之处，还体现在许多具体的方面。十二本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系统叙述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史事，十表以大事记的形式序列各个历史时期“盛衰大指”，八书载列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之事，三十世家记载列国诸侯及重要王侯大臣等，七十列传载录“立功名于天下”的历史人物，《史记》的总体结构，凸显了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就《史记》体例安排而言，“本纪”列秦之祖先、项羽、吕太后，而无楚怀王、孝惠帝、少帝、废帝等，王侯公卿或列于世家，或列于列传，或不加载录，皆以关乎天下治乱兴衰为标准。后来的许多学者包括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司马贞等或囿于名分、或拘泥于形式，对《史记》的体例多所责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史记》的创作宗旨与性质。《史记》以前的史传，或记言，或记事，或编年，或国别，都是以事件为中心，为什么《史记》要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楚元王世家》说：“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臣隐，乱臣贵。”天子王侯，将相大臣，乃至于庶民百姓，都对国家治乱存亡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史记》各篇和《自序》对此曾反复致意。尧、舜、禹、汤、文、武，桀、纣、幽、厉，或兴国，或亡身，太史公也反复告诫人们要牢牢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易编年为纪传，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历史，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一家之言”。《史记》以前的纪传，偶或有对于人物、事件的零星评论。《史记》各篇，有序，有论，有赞，最后还专列《太史公自序》一篇，全面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介与看法，阐述了作者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等重要问题。与先秦史传相比，《史记》中议论文字较多，而这些内容，也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史通·论赞》云：“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史通》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刘氏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动机，似乎也未能很好理解。

    李纪祥教授揭示并强调《史记》与诸子相通，而与一般的史书不同，对于读者正确理解《史记》的内容与形式，把握其神髓，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应该也必须充分加以肯定。

    但是，李教授直接把《史记》归入子书，未免有点矫枉过正。翦伯赞先生说：“在汉以前，中国早有纪录历史的文献，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惟此等史籍，无论记言纪事，皆简略散漫，断烂成书，一直到汉初，中国尚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中国史纲》第二卷第654页，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广阔视野，对当时所知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立体的研究。《史记》五体所载内容，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史记》系统梳理了从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二千多年的历史：黄帝至舜五帝；夏禹至桀十七王；殷始祖至主癸十三世，成汤至桀三十帝；周祖后稷至姬昌十五世，武王至敬王二十五君；秦祖女修、大业至庄襄王数十世，始皇至子婴三帝；汉高祖至武帝六世。系统载录了诸侯各国之事：吴、齐、鲁、燕、陈、卫、宋、晋、越、郑、赵、魏、韩、田齐。全面记载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王侯将相、公卿大臣乃至于日者、龟策、滑稽、佞幸，无不载录。《史记》还系统考察了周边国家、少数民族的历史。如此经梳纬织的结构、周全详悉的内涵，为前此一切史书所望尘莫及。《史记》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而且后来诸史无不遵循《史记》轨辙。因此，李教授强调《史记》是子书而否定其史的性质，似乎不无偏颇。

    李教授认为“太史”不是史官，也有待探讨。司马迁父子皆以其先人为“周之太史”、又以父子二人相继担任太史而自豪，且以作史为己任。汉之太史，应该与春秋时齐国之太史、南史同类，与周之太史一脉相承。李教授强调太史执掌“星历”，“近乎卜祝”，而忽视“文史”亦属太史本职，似未允当。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意为“太史公所著之书”，与《史记》为子抑或为史并无直接关系。书名由《太史公书》演变为《史记》，也难以成为《史记》“由子入史”的证据。

    据作者介绍，李教授原本有《〈史记〉为“家言”与“史书”性质论》一文，《〈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初稿原题《再论〈史记〉性质书》，后因论文涉及《太史公书》“如何由‘子’书演为‘史’书的探讨”，才改为今题，这也许是为了更加突出和强调作者的观点。无论如何，作者指出《史记》具有子书的性质，很有价值，而且值得进行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