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中文系77级的毕业留校生，是1981年底来到《文史哲》编辑部报到的。蓦然回首，已过三十年矣。三十年前，我刚迈进这个门槛那会儿，是编辑部里最年轻的小字辈， 而如今已两鬓霜雪，成为编辑部内年龄最大的老头儿了。
温馨的陋室
刚来报到，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以文史见长的《文史哲》竟然栖息在数学楼上，颇有一点儿“寄人篱下”的味道；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当时发行量达70万份、名扬中外的《文史哲》办公条件竟是如此之差：编辑部只有一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口挂着个一尺多长的古旧发黄的小木牌儿，以示这儿就是“文史哲编辑部”，这间办公室又兼作资料室和会议室，满满当当积攒了三十多年的图书资料，书架占满了大半个房间，虽说整齐有序，但很难挤进去看书了；剩下的小半间屋子安放着一个小型号的破旧乒乓球台儿，权作多人共用的大“办公桌”了， “大桌”四周是几把大小不等、色彩不一、坐上去“吱嘎”作响的椅子，平时还将就着够坐的，但到开编委会的时候，椅子就不够用了，需要到数学系去借，有时我们干脆就两个人挤着坐一把椅子，凑合着开完会。编辑部十多个人只有办公室里这一部电话，主编和编辑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有事儿就是办事员兼资料员的韩秀芝老师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下通知。记得一位外地作者打电话找我，韩老师电话里对人家说：“请您等会儿，这就去叫。”殊不知，这一等，就是十多分钟，韩老师还是跑步往返到南家属院喊我来接电话，等再跑回办公室，半百之年的韩老师已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实际上作者没大事儿，就是问问稿子处理情况，但在韩老师看来作者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本校内的作者清样、稿费、杂志等，她都是这样跑着亲手送到作者家里。如今每逢见到年过七旬白发如雪的韩老师，我还是爱开当年的玩笑“别跑，别跑！”老人家依然是“嘿嘿”地笑。主编、书记和普通编辑一样平起平坐，都没有独立办公室。当时的主编是刘光裕教授，书记是龚克昌教授，编辑有韩凌轩教授、史学通教授、顾琴芬教授、寇养厚教授等。除了我都尊称他们“老师”之外，他们之间都是直呼其名，或者称年长的为“老某”，称年轻的为“小某”，没有一个称呼官衔职务的。他们都是有名望的学者，也都是谦谦君子。每逢上级下达个评先进评模范的“指标”，大家总是礼让再三，对于名利， 没一个伸手去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总因年轻而被关照，至今我还记得韩凌轩教授坚辞大家评他省级一等奖，硬是把“指标”塞给我，他的观点是“你年轻需要”。当书记龚克昌教授得知我当学生时曾因“自由化问题”受挫丢了“培养对象”，且毕业鉴定还有一笔“受自由化思想影响”时，很是同情，他说“那不算个事儿”，欣然和寇养厚教授一起，主动热情地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年轻者被关照，年长者被尊重，这是《文史哲》的传统。有次我跟随主编刘光裕教授到曲阜开会，散会时，他特地到商店买了一瓶“曲阜老窖”，我很奇怪：刘老师不饮酒啊？他笑着说“这酒不错，大老王爱喝两口，给他带瓶。”“大老王”指的是编辑部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王佛生先生，他是编辑部年龄最长者。刘老师出门在外，心里还想着在家主持工作的老搭档，此举，让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编辑部所有的人情来往，都是个人自掏腰包的，包括国内外重要作者来编辑部，也是如此。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谁联系的作者谁来请客，因为主编联系的作者多，当然也就请客的次数多，请客一般都是在自己家里招待，编辑部没有请客吃饭的项目开支，这个传统至今依然。不过 ，编辑部也有“奢侈”的“福利”：办公室里有一把老式的手动理发推子，大家可以互相理发，不用花钱；每到年底，可用卖废纸的钱买1支胶卷，1卷能拍35张，每个家庭可拍3张，剩下几张来拍编辑部集体合影 ；每年初一大团拜，都要犒劳一顿：每人自带拿手菜一个供大伙儿品尝，年初一大清早编辑部的乒乓大桌上就已经大盆大碗五颜六色香味四溢了， 在这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正宗地道的沪味春卷，这是来自上海的顾琴芬老师家传的手艺……
风雨兼程
《文史哲》不是世外桃源，我在编辑部的这三十年间见证了它经历过的几多风雨：“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 “反和平演变”、“反对西化”、“政治风波”等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或“不叫运动”的运动，以及“硬道理”、“三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不同的政治口号的舆论导向宣传。面对这一切，编辑部的教授们始终比较清醒，经过“文革”磨砺走来的这批学者编辑，以一种“解放了”的姿态来面对现实，他们这样说：“《文史哲》不是电台、不是报纸，没法儿跟得那么快。它也不是《红旗》、《求是》用来宣传时事政治理论的，《文史哲》是学术期刊，它只能研究沉潜下来的历史。”“一切现象都可以研究，但《文史哲》的研究只能限定在学术范围内。”讲这些话那批老学者编辑们，今天都已经陆续退休了，有的已经仙逝在天，但是他们的话语至今响在我们的耳边，他们指挥我们做的那些事情还是记忆犹新：许多大批判稿件，退！许多领导人讲话稿，退！许多迎合时事的政论稿，退！ 记得有一次上级命令《文史哲》一定要发表配合时事反什么的文章，为此编辑部开过一次严肃的会议，最后决定，将反对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对待，寻找严肃作者，撰写严肃学术文章，要求作者从学理上论述问题。 会后副主编龚克昌教授安排我去邀请治学严谨的狄其骢教授来写这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 京城学界这样反映：这是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文史哲》有学术骨气，不跟风。当年，我作为年轻的编辑，目睹了发生在编辑部里的一切，心怀敬意地仰望着他们：这一批看似文弱的学者， 却有着极强的抗压能力， 他们是在秉承着《文史哲》老一辈的血脉精神前行。
我拜读过《文史哲》创刊至今六十年的全部文章，尤其是前三十年更是认真咂摸过。我发现创刊时期的老一辈《文史哲》人确实不易，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里研究学术问题、做编辑工作的，他们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在风雨里走过：他们曾欢欣鼓舞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也曾被时代风雨裹挟，卷入了数不清的“每隔三五年就来一次”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整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他们曾误认为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必须追赶这个飞速前进的革命列车，他们甚至怀疑和责备自己“落后”，总怕被疾驰的列车“甩下”，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高唱过“三忠于”“四无限”的“颂歌”，他们也高唱过阶级斗争的“战歌”，他们激愤地写过“批斗文章”，他们也真诚地写过“认罪检讨书”……但这个群体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变：他们热爱祖国，忧虑苍生，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 他们的爱和恨，他们的忧虑和期望， 他们对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的向往，往往比普通百姓更强烈。“文革”结束，去圣渎神，入世还俗，真理标准的讨论，尤其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文史哲》人经历了阵痛、反思和蜕变。近三十年来，新一代《文史哲》人在前辈的基业上得以重塑，他们获得了更为强健的理性“自我”，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使他们能够更勇敢地面对历史和现实。 公正地说， 近三十年，《文史哲》创造了超过前三十年的成就，这应该感谢新时代，感谢政治环境的清明，也应该感谢辛劳运作《文史哲》的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是：（依照来编辑部工作的时间先后为序）刘光裕、顾琴芬、龚克昌、韩凌轩、史学通、寇养厚、陈绍燕、薛贻康、丁冠之、商庆夫、刘京希、李平生、王大建、宋全成、毛慧、陈炎、蔡德贵、周广璜、李扬眉、王学典、刘培、范学辉、李梅 ……还应该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甘作《文史哲》绿叶无私奉献的优秀工作者，他们是：王佛生、韩秀芝、刘尚勤、耿玉晶、时东武……
《文史哲》自1951年创刊始，编辑班子就是由山大各院系的教师组成，起初，都是课余兼职，后来形成了专业班子。如今，《文史哲》仍然继承了前辈均为教师职称系列的传统（而不像其他编辑部那样的编辑系列），在这里工作的教授不少是硕导、博导，他们仍然在各院系上课，仍然带硕士、带博士。他们有繁重的编辑工作，也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但是，不管他们教学成绩多么优秀，不管他们上多少课，带出了多少个硕士、博士（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文史哲》培养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人），都是不算工作量的，都是不计课时费、不领取报酬的。所以这一块收入，明显不如院系的老师。《文史哲》不是创收单位，所以教师们的津贴不管是几级岗均享受半额，另一半至今仍然是个缺口。谈起这支教师编辑队伍的收入，外界许多人戏言：《文史哲》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没错，它有足够的条件“创收”，但，它没有。不管《文史哲》发行量是几万还是几十万，它的收入都会进入国库，都会周转为印刷费。在“经涛拍岸”“时风日商”的今天，在众多报刊纷纷下海走市场“卖版面”“创收”的今天，《文史哲》高枝独秀，守护清流。何止是守护清流， 它表现出的“财大气粗”“肥水外流”令学界刮目：《文史哲》的稿酬，在学术期刊界是最高的； 《文史哲》一年一度颁发的名篇奖 ，每篇奖金一万元，是最高的；五年来，轮番召开的团结学界名家的高端论坛会议，在全国学术期刊界是最多的，规格也是最高的……
面对物欲化的经济“暴力”， 年轻一代的《文史哲》人自觉地秉承着师长前辈们的精神，表现出了可贵的坚守和硬汉品格。
七年前，当《文史哲》的老学者们退休之后，学校派国学根底深厚的山大出版社年轻的总编辑周广璜教授来《文史哲》加强编辑力量，任命为主持业务工作的副主编并规定正处级待遇不变，但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七年来他并没有享受所谓正处级待遇，多年来，特别是前五年，他在《文史哲》拿的是“阳光普照”的每年区区几千元的奖金，实际收入比在出版社时每年少七八万元。对此，同仁们均表示不平，周兄却笑笑说：“无所谓，够吃就行啊。”对个人名利他确实看得无所谓，但是，对《文史哲》的质量，他看得很“有所谓”：编辑们已经审慎编辑、校对过的每期付印稿，他还是要审读再三，每条注释他都是尽可能地去逐条核对，每个错白字、每个用错的标点符号，都要一一更正，以确保万无一失，才交付印刷。他不“信任”编辑同仁，也不迷信大学者，有位权威学者的文章，周兄竟然校出了上百处错误，校对、修改所花的时间，甚至比他重写一文的工夫还要长。他很严肃地告诫同仁们：这是《文史哲》的脸面，伤不起啊！
五年前，学校派具有使命感和改革意识的著名学者王学典教授出任《文史哲》主编。这位个性鲜明的老兄的确很“刚”：他坚决地拒绝了本校照顾类的发稿；坚决抵制“近水楼台”，包括本部同仁也拒不给情面；坚决地撤销了照顾低档次文章发表的《增刊》；坚决地回绝了各级领导的推荐稿。他不允许有任何伤害《文史哲》的文章发表。一位京城高官的文章来到编辑部，有人说，作者可是分管奖项、掌管经费的大人物，应该照顾，但学典兄依然拒绝。那大人物文章很快被其他刊物抢去。五年来，学典兄的确得罪了许多“官儿”，也丧失了很多“外快”，但他不以为然。学典兄这样说：我和《文史哲》有特殊的感情，它的刊龄比我的年龄长，创刊时我还没出生呢，是我的导师葛懋春教授一代老人在编这份刊物，上中学时我就订阅《文史哲》，我是它忠实的读者，是读着这个刊物长大的；山大毕业当老师之后，我成了它的作者，是这个刊物把我培养成名的；今天学校让我来主持这个刊物，我又成了它的编者。我完整地经历了《文史哲》读者、作者、编者三部曲，这真是缘分，但，更是责任，这是老师们传下来的基业，我不能辱没它的名声，否则我对不起老师的在天之灵。的确，学典兄在没来编辑部的前十多年间，《文史哲》发表了他的十多篇论文，他是为《文史哲》创造声誉的栋梁作者，但是自从他来到编辑部任主编五年多，就再也没利用《文史哲》发过一篇文章。他说“《文史哲》是稀有资源，只要我在此当一天主编，绝不在此发一篇文章，绝不能利用它为自己谋私利。”也许，这就是他敢于“刚”性决绝地抵制流俗的资本和底气吧。实话说，在近年来《文史哲》编辑思想和栏目设置上同样显示出主编学典兄作为学者勇于探索的“刚性” 特色，只是更多了百家争鸣的大度和包容。
目前，《文史哲》这支编辑队伍，主体是“文革”之后山大79级及其后来毕业的师弟们，他们属于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一代，这是承前启后的崭新的一代，是有识见、更是有胆魄的一代。以王学典教授为主编的《文史哲》这班人马，是一个敢于向物欲流俗、向学界腐糜之气说“不”的优秀团队，是一个“任尔东西南北风”，依然痴心不改的坚强集体，他们守护的正是《文史哲》前辈学人流传下来的以学术为本的“铁肩担道义”的那股清流。恰如山大校长徐显明教授在祝贺《文史哲》荣获国家最高奖“政府奖”时，高度评价《文史哲》团队时所言：当你们拒绝权贵和铜臭的时候，你们已经获得了尊严！
